宪问耻。子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
【杨伯峻译文】宪问耻。孔子说：“国家太平时，可以当官；社会黑暗时，当官就是耻辱。”
【钱穆译文】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先生说：“国家有道，固当出仕食禄。国家无道，仍是出仕食禄，那是可耻呀。”
【李泽厚译文】原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政治清明，领薪水；政治不清明，领薪水，这就是耻辱。”
【注】三大家基本情况：杨伯峻——代表老式的考据，更多文言文解释的传统视角；钱穆——代表台湾最高水平，更多历史学家和宋明理学的视角；李泽厚——代表大陆最高水平，更多哲学家和五四西学的视角。
【游梦僧译文】原宪问关于“耻”的问题。孔子说：“无论是‘邦国有道，政治清明’之时，还是‘邦国无道，政治黑暗’之时，学道之人如果不是为了推行道而是为了那份俸禄来做官，为谷而穀，那都是可耻的。”
【详解】这句话，查看了很多资料，竟无人解释得通，更别说透了。三大家说的更是搞笑（李之解更是让我惊谔），莫非“政治清明，大道行之”之时你屁颠屁颠的跑出来吃香喝辣抱香揽玉、“政治黑暗，大道不行”之际你又拍拍屁股回家养猪，置万民于不顾，就不可耻了？！可笑可气。
孔子的君子之学，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特别是对于做官的，需要“仁而爱人”……也就是说，追求的是忘“小我”，而求“大我”的。孔子是圣人，但为什么不容于他所在的时代——周游列国，广而告之，但却没人鸟他。为什么反而后世的朝廷反而对他大加尊崇呢？！那只能一个解释：对孔子的君子之学，正而解之并实行的话，对统治是不利的；曲而解之且藉其“圣人”大名，则可大获其利。但当时来说，孔子活着，一者不能把他的学说曲解而为所用（那是交版权费的，呵呵），再者，暂时还没人曲解成一套为统治者可用的学说系统。等孔子死了，直到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4），董仲舒才完成了“曲解而为用”这一“历史使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序幕从此打开。
好了，话不多说了，继续“证解《论语》”，只叹千年孔子万年误！
回到本章，看到这句话，真的很晕。“邦无道，穀，耻也。”，那“邦有道，穀”呢，没说，是荣是耻啊？如果也是“耻”，那“邦有道无道”，“穀”都是“耻”的，那是不是所有“君子”都不做官了，回家卖红薯最好？！如果是“荣”，那么就是说“邦有道”我才可以“穀”，“邦无道”，为了“不耻”我就得打包袱走人了……真如此解，才真的是无耻至极——世道好的时候，你就嬉皮笑脸地做官拿钱；世道不好的时候，你就回家抱老婆，这不是无耻，是什么！而这样解法，那孔子真的不单单是最无耻的人，更是言行不一的“小人”——自己都说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了，还周游列国贩卖自己的理想，以推行自己的道。但，真的是这样吗？！
对不起，孔圣人永远是圣人，他不是无耻“小人”。而是言行一致之“君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君子学之学者”是积极入世的，孔子不避世，其弟子多为相为官官之人。
那这句“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应该怎么解才能把上面所言兼而顾之呢。请听我慢慢道来。
其实这句话很简单，简单得你想哭，只要你能站在“君子”的角度来看，要解这一句看似神经兮兮话就手到摛来了。
“穀”，通“谷”，指“俸禄”，古代以谷物计俸。如《荀子·王霸》有语“穀禄莫厚焉。”引伸义为“为官”。此句中的“穀”，一众人包括大师级别的都译为“为官”，我只能说：“对，但只对了一半！”此处两义皆取，应该译为“为了俸禄而为官”，也就是说“为穀而穀”，这，无论是“邦有道”还是“邦无道”之时，对于有追求的君子来说，都应以之为“耻”的，君子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追求“仁而爱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要使到“不智”的社会变成“不愠（不郁结）”的社会。故有“君子学道则爱人”之说。于现代来说，就是你为人父母官，就要为民请命，为民谋福。
那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不简单点，直接说：“穀，耻也。”呢？《木兰辞》中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诗句，一看这诗句，也是很让人抓狂：按字面的解释是“将军经历千百次的战斗而后战死沙场，壮士从军十年凯旋。”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惑，为什么死去的都是将军，而归来的都是壮士呢？事实上,“将军”和“壮士”,“百战死”和“十年归”是互相渗透，互相说明，在意义上是合指兼顾的。这句话的正确的翻译是：“将士(将军战士)们从军十年，经过千百次战斗，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凯旋"。其实这里用的是互文的修辞手法，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古文中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具体地说，它是这样一种互辞形式：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一件事，实则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由上下文意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表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这里把“邦有道，穀”和“邦无道，穀”分而述之，也即是把“邦有道，为官卿”和“邦无道，取俸禄”分开，形成互文，是为了强调“应以‘为俸禄做官’为耻”。
有人说：“从论语的大逻辑来说，‘修’是手段，‘治’是结果。按这逻辑来说，国家有道是治国的效果，也就是修身有所成，这样，为官取得俸禄，则是心安理得的；如果国家无道，那是修身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这样你还去取得俸禄，就是可耻的。”我说，一个国家的有道与无道，治与不治，不是一个人能左右得到的，孔子也是很明白什么叫做“独木难支”，在《论语》中也有“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云。有宁武子这个大咖在，邦一样可以从“有道”变“无道”，难道说是宁武子修养不够？如果不够，为什么之前所治就可使“邦有道”？！君子可治一郡一县一城，但不可能是一邦，你可以使”一郡一县一城“有道 ，但你无法左右一邦。“君子思不出其位”，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应份之事，管好“一郡一县一城”足矣，至于一邦一国是否有道，就不是你所能左右的了，何耻之有？！。正基于此，孔子也希望“有朋自远方来”、为了共同的志向与理想一起努力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广收门徒的原因之一吧。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死后，原宪就逃到草原大泽之中。子贡此时却做了卫相，于是套车骑马，浩浩荡荡，拨开荒草，进入穷巷，前来拜访原宪。原宪穿着破衣旧帽接见子贡。子贡感到羞耻，说：“夫子岂病乎？”原宪道：“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听了非常惭愧，怿怿而去，终身为自己说错了话而羞耻。由此可见，孔子的话对原宪影响之深。此处更加说明”学道而不能行”是“病”，是可耻的。《论语》中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说，也就是说“君子”应积极入世，以“弘其道”为己任。
【原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
【游梦僧译文】原宪问关于“耻”的问题。孔子说：“无论是‘邦国有道，政治清明’之时，还是‘邦国无道，政治黑暗’之时，学道之人如果不是为了推行道而是为了那份俸禄来做官，为谷而穀，那都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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