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莲
2002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终于迎来了去军校报到的日子。那时，未来于我，是全新的、未知的，并且充满了神秘感和新鲜感，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将会怎样，我似乎也没有多想，只是按部就班，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时正是帝都最热的时候，我提着行李一路辗转，到达学校大门口，已是挥汗如雨。我们学校和其他军事单位一样，是不能随便出入的，大门口戒备森严。我进到旁边的传达室，有两个士兵在里面办理车辆和行人出入手续。在我前面办理进门手续的，是一位美女，旁边有位男士陪同，看样子是她男朋友或者老公。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这位美女的装束，一根又长又顺滑的马尾辫扎在脑后，一袭淡紫色长款连衣裙，她长相甜美身材苗条。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美女也是来报到的毕业生，本科南开大学，研究生兰州大学，化学专业，几个月后，我们还被分到同一个宿舍，我们还是同一个系。
那一年，我们学校共招收了六十多名毕业生，其中，军校毕业生和地方大学毕业生基本各占一半。我不知道军校生住在哪，后来工作以后我们也交集很少，我只知道我们三十多名地方大学毕业生报到后住进了临时宿舍，据说是研究生宿舍。那时正值暑假，毕业生已离开，新生尚未报到，部分宿舍空置，就临时安排我们新教员（军校称老师为教员）入住，想想我们学校也很会统筹安排，合理利用资源。宿舍是两人间，下面是书桌，上面是床。和我分在一间宿舍的姑娘，说起来我们也真是有缘，我和她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是内蒙人、我俩同一年出生、学历一样、专业一样、高矮胖瘦也差不多，只是，我们没分在一个教研室。后来我去教研室报到，教研室主任说，哎，不是那个女孩吗，怎么换人了。原来她当时应聘时，是我们教研室主任面试的，主任就以为分来的是她，不曾想学校又做了调整，将我分到教研室，而将她分到另外一个与专业相关的部门。
八月初，我们地方大学毕业生，就要远赴我军某集训基地去军训三个月，在此之前的十多天，我们每天被集中在学校。这十多天，时间不长，但是有几件事我仍然印象很深。
第一件事，是北京的热。
数伏天从塞北来到北京，无异于从凉风习习的高山之巅跳入蒸锅，几乎从未遭受过如此酷热之苦的我，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这难耐的酷暑。我们学校非常大，职工们工作与生活都在校园内完成，分生活区和工作区，要完成打水吃饭办事等日常生活琐事，一天中需在烈日下行走相当长的距离。因此，必须有一辆自行车代步，就连我们尊敬的院长、政委和将军们，也每人骑一辆自行车，穿梭在校园里。我们刚报到，自然是没有自行车的，刚入伍严格的管理和作息，使得我们没有时间出去买，因此，那十几天头顶上的灼灼烈日写下的那个大大的“热”，至今仍然炙烤着我的记忆。
第二件事，是部队的制度。
我们这些初入茅庐的新兵蛋子，在这十几天中，已经充分体会到了部队异常严格的制度和管理，尽管这与我们后面三个月在集训基地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负责临时管理我们这三十多名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军官，是一名年轻的参谋，姓孙，我们都叫他孙参谋。他刚从军校毕业没几年，比我们中间一部分人都要年轻，但是，训练起我们来，毫无一丝一毫对长者的畏惧。我记住了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报到第二天，我一个亲戚来了北京，我去见了一下，和孙参谋请假出营，孙参谋准假，那天还有几个人也请假出去办事，孙参谋要求我们都要在下午四点前归队。那时我尚未对部队严格的纪律有多少概念，因此对于他要求的四点没当回事，我那天回去好像五点了。回到宿舍楼，还没进屋，就看到走廊里靠墙站着几位同事，他们站得笔直，完全是站军姿的架势。我一边想着他们这是怎么了一边要推开我宿舍的门。
“立定！”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有力而响亮的声音，我吓了一跳，赶忙回头，是孙参谋。
“干啥？”
“你迟到了五十六分钟，请站在这里，军姿！”
孙参谋年轻而黝黑的脸，严肃到冷峻甚至冷酷，他指着我宿舍门旁边的墙根说。
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就明白了，部队的纪律，严格到非同寻常，也必须严格到非同寻常，这是由它非同寻常的使命决定的。
第二个场景是某天晚上，大概八九点的样子，孙参谋将我们这三十几人召集在楼下训练。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部队，大家的脑子还处于蒙圈状态，组成的队伍必须是涣散的。那晚训练的内容是最基本的，排队、立正、稍息、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立定等等。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的表现在孙参谋看来一定是惨不忍睹。那天的训练，最后的项目是报数，与军人嘹亮的声音相比，我们的表现必然弱爆了，当然，我是说整体，也有一部分人一出口就有模有样，接近专业水平。孙参谋一遍一遍地带领我们练习，只可惜我们一遍一遍地原地踏步、不进步，后来孙参谋侧着脸，挨个去听，将不合格的一个一个拉出队伍单练，其中女教员居多，当然，我也是被单练对象。在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在宿舍楼前的空地上，我们这些平时文文弱弱的女教员，轮流站在队伍最前面，在众人的目光之中，目视前方，甩开手臂，高抬腿，原地有节奏踏步，然后在孙参谋指挥下，一遍一遍练习这四个有节律的数字：“一——二——三——四——”，由最开始的像与闺蜜聊天，到似乎在招呼几米远处的朋友一样提高了音量，再到好像与一个失聪人对话，直到最后像发怒一般抛却矜持声嘶力竭地喊出了能力范围可以达到的最大音量。从这里开始，我们在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第三件事，理发。
孙参谋告诉我们，这几天，大家都要自行去理发，头发长度要严格遵守部队规定，男教员不能遮挡耳朵，女教员不能过耳，校园里就有理发店。得到这个指示，男教员还好，女教员有些炸锅，蓄了这么多年的长发，难道就这么剪了？长发飘飘的淑女变成假小子？接受不了这个形象上的改变啊。
“不剪不行？”
“肯定不行！军规不是儿戏。”
“哦......那——去了集训基地再剪也行吧？”
看来必须剪，没有商量余地，那么能拖一天是一天。
“学院的理发店，还可以商量帮你理个好看点的发型，到了基地，没准就是几个从没学过理发的士兵，他可不管你好看不好看，只负责剪短就行。”
几天之内，男教员全部是板寸，女教员是清一色的假小子头。
第四件事，难忘的试装。
有一天，通知我们第二天凌晨四点在楼下集合。
四点？！
是的，四点。
干什么？
试装。
就是试衣服啊，对，我们还没有军装，穿着便装，每天在校园里穿梭、操练，不少女教员还穿着高跟鞋，其中就有我。顶着烈日排着队每日不下三次行进在偌大的校园里，已经很酸爽了，再踩着一双高跟鞋，再崴几回，那感觉，更酸爽。每当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除了一双迷彩运动鞋，就没有别的。是的，我们是严重需要军装了，尤其是一双迷彩军鞋。
不就试个衣服吗，为什么那么早？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这是命令，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自此，在我往后的军旅生涯中，无数次听到过这句话，这句话，也刻在了我的心上，我相信也一定刻在了每个军人的心上。
第二天，我们严格服从命令，准时在楼下集合。天未亮，但微凉，原来夏日的北京，也有如此凉爽的时刻。我们排着队，借着路灯，行走在静谧的校园里，时不时与带头盔扎腰带扛着枪全副武装的巡逻战士相遇然后又擦肩而过。
我们来到学院最南端的一个小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溜平房，在从院门口数的第二间平房门前，孙参谋喊了立定，我们停了下来，头顶上正好有一盏路灯。房间里走出来一名军人，穿着士官的服装，看肩排，是二级士官，他说他姓王，我们说王班长好。在部队里，士兵、士官是一个系列，一般尊称他们为班长。
王班长很快就组织我们开始试服装，刚开始，我们整个是蒙圈的，不知自己穿哪个型号的衣服，军衣是有特定的一个型号体系的，比如，型号有三号三、四号二等，前面的数字表示衣长，后面的数字表示宽度。而且，服装种类太多了，夏常服、冬常服、迷彩服、作训服、长袖、短袖、裙子、棉衣、绒衣、军大衣、棉鞋、皮鞋、迷彩鞋等等。在这炎炎夏日，试这么多衣服，还真是个不小的工程啊。我们总算理解了为什么让我们四点起床。
男教员的进程似乎快很多，女教员就要纠结不少，大小长短肥瘦，左试右试，自己照镜子，让同伴参谋，总觉得哪个型号都欠合适。现场一度乱作一团，换下来的服装堆成山，王班长不停地拿回旧的取出新的，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他的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在王班长的指导和辛苦的劳动之下，我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后终于选出了所有适合自己的型号。
几天后，我们每人领回一大包衣服，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春夏秋冬都有，还有被褥。
我们终于穿上了军装，但是，我们离一个真正的军人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几天后，我们将奔赴祖国北方一个集训基地，在那里接受严格的训练与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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