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为《伊拉克化学博士身陷IS占领区,导师为督促其完成论文,派雇佣兵将其救出》的文章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火了,由于其细节及导师博士字眼使得事件充满了话题性,当然我写下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要继续这个话题,而是想讨论一下这些话题性。我觉得,把这事拿来和中国的某些导师比较是纯属调侃,而我在这些争辩的各种切入角度中看到了一种普适的方法论的味道。
事情是这样的:
分析化学教授 charlotta turner在2014年收到了她的学生 firas jumaah 发来的短信, 告诉她, 如果一周内没有回来, 他就不会完成论文了。
他告诉她, 他和他的Yazidi一家躲在一家废弃的漂白剂工厂里, 听到伊斯兰国 (伊西勒) 战士在外面的城镇徘徊时听到枪声。
"那时我根本没有希望," jumaah 对Lund’s University Magazine(LUM) 说。"我是绝望的。我只是想告诉我的上司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教授能为我们做任何事 "
但Turner根本不想让jumaah的研究项目不能完成。
她说:
"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变得非常生气, 伊斯兰国可能会闯入我们的世界, 危及我的博士生, 扰乱研究"。
他联系了她的上级, 想知道能不能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基本人性的问题。老板给了我绿灯, 说 ' 就这么做吧 ' "
她联系了当时的大学安全主管Per
Gustafson。
她说: "这几乎就像他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任务。"Per Gustafson说, 我们和一家在全世界都有效的运输和保安公司进行了交易"
在几天的紧张活动中, 古斯塔夫森聘请了一家保安公司, 随后该公司安排了救援行动。就在几天后, 两辆载有四名全副武装雇佣军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呼啸着进入 jumaah 藏身之处。
随后, 他们将他与妻子和两个小孩一起送到埃尔比勒机场。jumaah说: "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特权, 如此的贵宾。"但同时我觉得自己像个懦夫, 因为我把母亲和姐妹们留在了我身后"
jumaah 和他的家人信奉 yazidi 宗教, 该宗教已被伊斯兰国宣布为魔鬼崇拜的一种形式, 他是在妻子给他打电话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战士进入邻近村庄后从瑞典飞过来的。
"我妻子完全惊慌失措, 大家都对伊斯兰国的行为感到震惊。我坐了第一架飞机去那里和他们在一起。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会有怎样的生活 "
幸运的是, 家里其他人都在伊西勒的职业中幸存下来, 而回到瑞典的 jumaah 则完成了博士学位, 现在在当地一家制药公司工作。
"这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就我所知, 没有其他大学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Gustafson说。
_译自《University professor sent elite mercenaries to rescue
student from Isil warzone》
无可否认,此文的作者是在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把一件罕见的极端的救援行动解释为人性的胜利。但是在当下解构主义盛行的历史背景中,一切宣扬人性光辉或是道德高尚的宏观叙事方法注定是不少人深恶痛绝的,于是乎,各种抓着细节不放(比如“为什么要博士花四年偿清雇佣费”、“导师是否只是出于催交论文而行事”)、各种贴标签(比如“救个人而已就吹瑞典好你是西方舔狗”、“导致现在中东乱局的帮凶对百万生灵视而不见只拿个例个人吹嘘西方的自由美好而你居然还信”)。种种这些,并不一定是断章取义和上纲上线,只是在这些言论中,无不透露出利己主义、对资本规则的推崇及对传统规则的反叛漠视。这样的解构往往导致这样得到结果:宏观叙事被完全剔除出语境,意义的消解,享乐成为唯一目标和归宿。
既然宏观叙事在当下与我们渐行渐远,这套方法论已经走不通了,那为什么又说这次宏观叙事赢了呢?答案是,我们可以找到它在当下语境的切入点,把叙事和实际操作剥离,用新的话术,让充满解构主义的大脑也能听得进“以追寻意义为最终目的和导向”的叙事方式。
第一个方式,分清责权,从动机上指向人性道德关怀。第一,jumaah是在妻子给他打电话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战士进入邻近村庄后从瑞典飞过来的,他履行了丈夫的责和权;作为博士生,他没有要求导师为他做些什么,只是发出短信,告诉导师, 如果一周内没有回来 他就不会完成论文了。第二,turner作为导师,她本可以理所当然的置身事外,但她没有,她在为她的博士生、研究履行责和权。第三,Turner的上司没有因为事态的复杂(毕竟涉及社会声誉和政治问题)而选择息事宁人,选择运用权。第四,Turner联系到的校安全主管Per Gustafson,没有以超出学校的管辖范围而置之不理,选择运用权。第五,营救过程中的雇佣兵也没有出茬子,履行了责和权。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在博士身陷IS占领区之时i,没有视其为麻烦事、吃力不讨好的脏活,而是把它当作能做之事,尽力而为。其实,这就是宏观叙事所依靠的意义所在。
第二个方式,说明双方达成的共识,从当事方的责权利益中得出意义之所在。
一部分人最后由博士用四年支付完雇佣兵的费用而对此次校方的举措的动机有所怀疑。在我看来,这反而是组织与个人达成共识的好基础。有人揪住Turner导师那句"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变得非常生气, 伊斯兰国可能会闯入我们的世界, 危及我的博士生, 扰乱研究"不放,认为这不纯属导师的自私之举,但我们可以用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想一下,导师要怎样说才能让校方觉得有责和权去管这件事?答案就是通过导师这句话中的“危及我的博士生, 扰乱研究”并以此作为切入点,让组织和个人产生联结。而这个组织和个人互动的过程,在解构主义中是不存在的,应为它只有利用和服从两个选择,是单方面的。接下来,校方承担和组织此次救援的策划,个人承担此次救援的费用,这个问题绝对是双方达成共识的,那么这次救援必定是一次目标明确、行动坚定的、可以用宏观叙事来解释的行动。
针对费用谁出的问题,我们的祖宗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见之以细,观化远也。宏观之“远”,亦可发迹于细小、细节处,可能这已经不是它传统的含义,反而有时候把宏观叙事看作一事的结果,从细小处说起、辨清,而不是纯粹用它来倒推事件的始末,或许人们更能接受吧。这也是我在题目中所说的,这次,宏观叙事赢了,也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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