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的结构转型
野雁飞行模式（wild-geese flying pattern）
这种模式描述了后发经济体在工业化赶超过程中的相继顺序，集中于三个维度（阶段）：
- 产业内
- 产业间
- 劳动力的国际分工
该模式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收敛过程中，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劳动力密集型消费品的出口开始下降，而资本品开始被出口。在这一阶段，一部分经济体通过模仿和在实践中学习来共同进步。
The paradigm postulated that Asian nations will catch up with the West as a part of a regional hierarchy where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ze goods would continuously move from the more advance countries to the less advanced ones. The underdeveloped nations in the region c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aligned successively behind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nations in the order of their different stages of growth in a wild-geese-flying pattern." The lead goose in this pattern is Japan itself, the second-tier of nations consisted of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South Korea, Taiwa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fter these two groups came the main ASEAN countries: Indonesia, Thailand and Malaysia. Finally the least developed major nations in the countries: China, Vietnam, Philippines etc. make up the rear guard in the formation.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只有当后发者依照遵循比较优势的方式，并且它们与领先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禀赋结构差异不太大，从而使其能够降低创新的风险和成本时，这些后发经济体才能利用雁阵模式来追赶。
政府的角色：不必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克服外部性以及协调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所固有的问题，以促使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
为了具有竞争力，后来者必须甄别出与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工业化可以从一个很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但是如果所处水平太低，过于先进的产业将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凭借政府的高度支持有可能成为先进产业，但自身并不具备竞争力。反而，政府的支持很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结果造成缓慢的增长和频繁的危机，后发优势转变为后发劣势。
日本在明治时期的赶超：通过先进口再出口的学习
资本积累对于赶超成功是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政治稳定性、贸易开放度和劳动力流动性对于获得新技术和发展新产业都是很重要的。政府必须起到促进作用，提供政策激励，并协调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需求。
如果没有从1871年开始的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存在，德国就不会有铁路或者工业革命。
FDI（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产业升级中期到了关键的作用。国外投资者能很快地确定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和升级中充当了最为强劲的力量，充当了增长部门的甄别者。
从出口低端制造业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进而再到服务业，表明通过出口来学习的重要性。最初的学习活动发生在行业间，然后逐渐水平外溢到新行业，并最终通过向其他国家的FDI来实现多样化。
当中国失去比较优势并开始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将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迁移到了其他低工资国家，使它们成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的增长节点。每个国家能够吸引到的工作岗位数量取决于其提供给投资者的激励和便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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