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切都是忙出来的，唯独文化是闲出来的”，这句话是余光中先生非常经典的一句话。记得最开始接触这句话还是初中的时候，一次无意的翻阅，留意到这句话。具体什么时间段，哪一本书，现在都无从考究。那会儿不曾深刻理解，只是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的，便囫囵吞枣地镌刻在了记忆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十八年了，今天这句话又从我早已尘封的记忆中突然就冒了出来。之所以出现出现，与我目前的处境有着很大的关系。连续好几天了，我一直未能在简书中发布一篇值得满意的文章。这倒不是我偷懒所至，这几天也在不断地去写，只是不停的写，不停的否定；不是写的文章难以让自己满意，就是文章写到一半就灵感顿无，无论如何去阅读、去冥想，就是写不出来。所以我索性就停下来，反思原因，余光中的那句话就突然蹦出来了。
回想起来目前的状态，确实是如此。年级毕业典礼的主持稿，让我食之无味；期末年级的抽测，令我寝食难安；学校调动的杳无音信，更是使我心绪不宁。这些事情让我心力交瘁，自然就难以写出好的文章了。自此，我才能够体会到余光中先生那句话的意味了。
是啊，文化都是闲出来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也。李太白是这样的，苏东坡是这样的，徐霞客亦是如此。
如果李太白缠身于庙堂俗务，我想，他就不会写出那家喻户晓的《清平调》，就不会让“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成为倾国倾城的专属。如果李太白奔命于匡扶社稷，我想，他就不会写出那脍炙人口的《将进酒》，就不会让“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成为旷达洒脱的宣誓。我想，如果李太白裹足于出将入相，我想，他就不会写出那众所周知的《上李邕》，就不会让“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成为豪情壮志的代言。所幸，历史让他清闲了，大唐让他悠然了，让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少了一位普通的将相，留下了唯一的李白。
李太白因为闲，造就了一代诗仙，苏东坡一样如此。苏轼是典型的科举正途出身，相比较李白而言，他也丝毫不逊色：比后台，他比李白更受统治者喜欢；比才能，他比李白更全面，而成就也不亚于他；比政治成就，他远超李白。三甲及第，李白没有；治国才能，李白也不曾显现；而这些，苏轼都不缺。然而，这些都不是苏轼拥有那么高知名度的真实原因，清闲才是造就其名气的根本所在。如果苏轼不得清闲：苏轼就不会叫苏东坡，杭州西湖就不会有苏堤，惠州就不会有巽寮湾。如果苏轼不得清闲：就没有了东坡肉，就没有羊蝎子，就没有烤生蚝。如果苏轼不得闲：就不会有《赤壁赋》，就不会有《寒食帖》，更不会有海南第一位举人。因为得闲，苏轼给我们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灿烂的文化。
徐霞客，一位一生寄情于山水的伟大旅行家。没有了科举的苦恼，没有了求仕的执念，一生为心而动——“心之所向，身之所至”。正是这般清闲，才造就了徐霞客之伟大，才让那部游记流传至今，才有了那句“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得清闲的人是幸运的，也是民族的幸运，因为他们，我们才有了绚丽多彩文化，才有了浩瀚无垠典籍。吾心所求，愿得一闲人，写写文章，作作诗画，或参禅、或悟道，于天地之间，悠然而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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