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药物研究，是基于人们对癌症有了深刻的认知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靶向药物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和本领域最基础的前沿客户发现相伴相随。医学研究越微观，越治本。
梳理了从1901年到2018年的109个诺贝尔奖，发现其中几乎有一半的奖项都是和医学相关的，而医学奖中有超过一半都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研究。
2010年，达纳法伯癌症中心在Nature发表文章“Targeting BCR-ABL by combining allosteric with ATP -binding-site”，通过ATP结合位点，肉豆蔻酰基结合位点或两个位点的组合抑制BCR-ABL1和BCR-ABL1突变活性的小分子，可以防止由于ATP抑制剂和/或变构抑制剂的使用而出现耐药性，通过这两种类型的抑制剂的联合来治疗BCR-ABL1相关疾病。
随后，诺华针对这个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014年同日申请了4件专利，均涉及苯甲酰胺类似物用于抑制ABL1，ABL2和BCR-ABL1的活性，其中一件PCT（PCT/IB2013/05376）保护了一种口服用药的强效特异性BCR-ABL1抑制剂-asciminib（ABL001）。
asciminib结构式
所有的微观研究都为宏观的认识和疾病带来基础，比如CAR-T免疫疗法，就是有一些列微观研究促成的。包括癌症基因的研究，免疫细胞的研究、细胞表面受体的研究，以及免疫细胞如何识别癌症细胞等，这些都属微观层面最基础、最前沿的研究，且未来生物制药和基础研究的结合只会越来越紧密。
在2018年美国通过的59个新药里面，有19个是发现了新的生物治疗的作用靶点，取得了治疗效果。意味着新靶点的发现能够直接和新药的发现产生关联。
如果基础研究乏力，新靶点都是别人发现的，那我们永远只能做仿制药。
当前我们不少企业开始做一类新药，做Biosimilar，甚至是Biosuperior（比生物药相对更好一点的改进药），只要靶点结合的效果更好，能够有更好的疗效，就能取得突破，但这毕竟也还是在原有的靶点上去下功夫。国内也有很多做CAR-T，做基因疗法，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跟别人类似的思路。
“无创新，不发展”，越是在大力提倡技术应用，技术产业化的时候，越是要鼓励、支持能在基础研发上做长期投入的机构。
具体到靶向药物，政府层面可以通过专项政策鼓励、引导和支持新靶点研发和新的抗体基因的发现，开发全新的生物药，甚至新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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