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学的是“井卦”，主要讲的是我们人不仅要通过加强自身的修养来改变自身的处境，而且要努力争取外力的援助，借别人的力量提升自己。
今天分享一个历史名人修身治国的故事。
水是生命之源，井是提供源泉的地方，这就是井与水的关系。
井卦以此来说明个人需要不断地培养道德修养和不断开发知识潜能，只有不断的自我完善，才能有望成就一番事业。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有名的明君，更是一位能够正已修身，以自身为表率的君主。
在贞观初年，李世民刚刚登上帝位，就下令放走皇宫园圃中的鹰犬，指令各地州县不得进献珍禽异物，停止修建宫殿楼阁，甚至不让后宫妃子们多添新衣，他自己的龙袍也是三年不换新的。言行都比较谨慎，注意克己节欲，不以玩乐分心。
上朝时，大臣们讨论军国大事，或请示皇上决断问题，一般都先听后说，多听少说。较难办理的事情，总在调查了解后，三思而后行，他爱护百性，不夺农时，而违反法律的人也少，有一年全国竟然仅有20几个违法的人。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五月，有位外地大臣上书唐太宗请求清除朝内的奸臣，唐太宗反复思考，也不明所指。最后在这个人进京述职时，就当面问他，“你说让我清除奸臣是好事，但奸臣是谁呢？”
这位大臣说:“臣下远在外地，不能确定谁是奸臣，但我肯定朝中有奸人。陛不妨故意说错一件事，而且装作固执己见，可以试验大臣的态度，那些能够敢于进谏，不屈不挠的就是忠直之臣，如果巧言迎合的就是谄媚奸臣。”
太宗听了，虽然明白他的意思是用一些驭臣之术，但还是摇了摇头，笑了笑，对他说:“你的主意不错，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君主是源，臣下是流。如同江河，江河的源头若浑浊了，就不能要求下游，流水清澈，君主自己诡诈，怎么能责备大臣忠直呢？我是以至诚来治理天下的，有时看到前代有些帝王用权谋诡诈来驾驭臣子，实在觉得是一种可耻的行径。”
这位上书的官员也无话可说，只好尴尬惭愧的退下了。
然而这位大臣的话时刻困扰着唐太宗。是朝中真的有奸臣？还是上书者，想由此表明自己的忠直呢？
太宗便拿着这个问题问耿直的大臣魏征。
魏征分析说:“我认为这种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价值，其用意也不必深究，我倒觉得陛下所提出的君源臣流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君主您能严以律己，这天下必定能够治理的很好，从前楚王请詹何做谋士，问他自理天下的要领。而詹何却只讲了君主正身修己的方法。楚王又问‘那国家究竟如何治理呢？’詹何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好了，而国家却败乱的。’古代圣明君主都能修正自身。远离享乐之欲，天下自然安乐，陛下所说，正同古代圣明君主的主张是一致的。”
唐太宗听了以后高兴的说:“要安定天下，君主必须先修正自身，没有身正而影歪、上理而下乱的，我常想损害修身的因素，不在外界，而在自身的贪欲。比如美味、声色等，贪欲越多伤害越大。既妨碍治理国政，又侵扰百姓利益。如果再有违背礼仪德行，万民就会解体，怨声载道，判离之乱必然发作。”
魏征称赞说:“陛下为社稷深谋，常能正已修身，真是天下老百姓的幸运。”
李世民的想法得到了魏征的赞许，心里更觉得踏实。第二天上朝时，唐太宗又兴致勃勃的向群臣讲了一通君源臣流的道理。
“自古君王治理天下。唯有对自己修身、对臣民修德这两件事最为要紧，其他虚浮的事情都不必关心。尧舜用仁德治理天下，臣下就跟着仁德；桀纣用暴虐统治天下，臣下也暴虐。臣下的举动都是依照君主的喜好行事，比如南朝的梁武帝父子二人都崇尚浮华，信奉佛教和道教。梁武帝未年，本人荒废国事，到寺庙里宣讲佛经，文武官员都头戴佛帽，脚穿高履，整天陪同僧尼拜佛，谈论苦海空门，不把军国大事放在心上。直到侯景领兵攻入京城，多数官员都不会骑马，狼狈步行逃亡，死伤遍及路旁，武帝被侯景囚禁而死。武帝之子孝文帝逃到江陵，被人包围，还向百官宣讲老子的道义，突然城被攻破，君臣都做了俘虏。这些教训实在不能忘却，我们应以此为鉴戒。我现在所喜好的，只有尧舜的仁德之道和周公的理政之教。古人说，君子犹如盛水的容器。臣民犹如水，水的形状或方或圆，都在于容器的形状，而不在于水本身，这些治国安民的正道，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啊”。
文武百官频频点头表示敬服，并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由于唐太宗真正的按他所说的去做了，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这是封建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时期。
智慧金言
孔子把君子的最重要的标准定为“修己”，并不仅限于此，而是“修己”之后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性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有“博施于民”和“济众”的目的，自古以来，人们恪尊儒家思想以加强自身的修养作为为人处事的前提条件，认真严肃的履行自身的职责，用他们的德行和智慧推动着时代的车轮向前运转，谱写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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