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用火柴，点起经济学的火箭，让社会公众充分参与到讨论中来。
引言：
东北经济大讨论，已经过去快3个月了。本已淡忘。今天，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先生呼吁，东北的发展，缺的是机制、机制、机制。
会场休息时，一位区域经济领域的老前辈说到一个故事：一次调研中发现，有个东北的国企濒临倒闭，基本停工，但员工就是不出去。他们给的理由竟然是：“我们国企职工，怎么能沦落到去干临时工呢？”结果，这个企业就彻底跨了。
周放生老先生在会上讲了一个事例：广东佛山一带机器人和数控产业很发达，而东北是国家中金打造的机器人和数控技术基地，却没发展好。到广东调研，发现，都是东北人来创业的。再问为什么？创业者说：“我们在东北的政府眼中是叛徒，挖国有技术墙角的，在东北创业会被拍死。”政府的清高和自大，对创业者的排斥，不正是东北困局的根源吗？东北缺的根本不是什么产业规划，而是机制体制。
这让我想起了东北问题大讨论中的《吉林报告》团队，他们论证自己的观点正确，理由竟然是：“我们是顶级智库。”
东北体制的僵化、思想的清高，不正是与林毅夫团队的思维一模一样吗？
记得那个时候，林毅夫团队放言不参与媒体讨论，看不上媒体上这些“用火柴点火箭”的人。讽刺的是，浙江大学随即发布了《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门户媒体或自媒体文章的阅读量10万+等同核心期刊。国内一流大学站出来，从学术角度认可“用火柴点火箭”的媒体评论。此后，吉林大学等多所大学都采纳了这一标准。
实际上，媒体讨论经济政策，并形成理论，并非没有先例。19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持续多年的媒体文章，铸就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
我一向是非常尊重林毅夫先生及其新结构经济学的。原因也很简单，林毅夫先生及其新结构经济学走进国际社会，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奇迹。这是一份值得敬重的事业。林毅夫先生用他在1980年代的思考，解释了中国在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虽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无指导之功，但在老外的眼中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奇迹。林毅夫先生为中国经济做了很好的国际宣传，这也是一种成就。并非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改革思想才是有贡献的。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也是一种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部分地解释了中国的起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该理论及其拥趸者刻舟求剑，试图以此为圣经指导各地区域规划，则必然蒙蔽中国各地区战略性竞争力的构建。193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流派纷呈，各放异彩，并无任何一个学派的理论包打天下。如果用国际权威的论调误导公众，则有可能导致有关省市在产业政策制定上走错路。兹事体大，事关数亿人民福祉，当慎之又慎。
如果用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来为今天的东北出招，本质上就是用1980年代的理论来指导202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的落后，与实践的脱节，可想而知。
当前，我国面临着重大而又现实的经济学理论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如何制定产业竞争政策？如何深入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各区域如何在全国一盘棋下构筑本地产业竞争力？中国如何切实提高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这一系列问题，无不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路，是党和人民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不是哪一个国际权威能指出来的。改革的路，离不开理论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一场大讨论犹在昨日，我们不能在今天这一历史关键节点上再搞出“两个凡是”。
在这一事关国运的重大问题讨论上，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经济学工作者，理应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区域战略选择等重大问题上，我相信，自媒体时代充分的自由的讨论，一定能激发全社会的思想活力，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待续）
孙建波：用火柴点火箭1—东北经济困局，以及那些清高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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