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写文章，笔尖下总流淌着的满满的幸福，我却写不出，因为我记忆的银行没能储存下幸福，打开冰封的时光，大都是自己或身边人辛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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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出了五服的姑姑，嫁人的年龄，正碰上大饥荒在全国蔓延的几年。
开始的时候，苞谷刚长出嫩棒棒，就被人啃着吃了；喂牲口的苜蓿也成了救命的“仙草”，饥饿的人们像一群蝗虫，冲到苜蓿地里一扫而光。直到现在，住一个巷子的老奶奶还说，想起苜蓿就反胃，那时候都吃顶了。
再后来，把干透的棉桃壳子倒在石碾子上轧成粉末，掺一点红薯面，蒸成干粮，吃下去，拉屎都困难；实在找不到吃的，就剥榆树皮，榆树皮苦味小，闻起来还有一点香气。奶奶回忆说:“那时候没吃的，掰块榆树皮吃，觉得跟饼干一样香。”
再后来......很多人没有“再后来”了，先瘦骨嶙峋，再全身浮肿，最后咽了气。千来口人的小村，连死带跑，一年少了二百多。
饿死人的年代，大山里的情况比平原好很多，因为大山虽然贫瘠，可是人口少，沟沟坎坎多，随便种点粮食，老天下点雨，就有收成。当家里最后一点红薯面吃完的时候，大奶奶终于下决心把姑姑嫁到山里。
对象是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男人，一口难懂的方言，总是把平调发成降调，还把降调像拔丝苹果一样拉成平调，听着一点也不舒服。姑姑圆脸大眼，即使现在有些面黄肌瘦，俩人看上去也不般配。
尽管姑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最终还是嫁了，嫁到离家三百里的一个小山村，彩礼是两麻袋红薯干。
想象不出和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同床共枕是什么感觉，但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处，爱情还是输给了两袋红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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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陆续有陌生的年轻人来村子落户，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问邻居大娘，她一脸不屑地说:“都是放鹰的在山里留下的种，跑出来找娘来了。”
我们这里把放风筝叫做“放鹰”，放鹰还跑山里？还留下种？好奇地再问，邻居大娘笑骂道:“小兔羔子，小孩子伢伢，打听那么多干嘛，不是什么好话！”
长大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姑姑出嫁的那个年代，不少女人为了吃口饱饭，给孩子弄点吃的，在自己男人的默许下，跑到山里当“暗娼”。她就是那只“鹰”(风筝)，孩子就是男人手里那根线，有线在手，不怕“鹰”不回来。
可是，理论和现实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远远偏离设想轨道，变得面目全非。男女情感有时是忠贞的，更多时候是复杂而不可控的。
因为各种难以尽述的原因吧，女人又跟别的男人生下孩子，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有女人在外面遇上更加情投意合的男人，干脆变了心，一去不返，风筝就彻底断了线。
碰上有才的编剧，这些狗血故事都能编成荡气回肠的爱情剧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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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像一头怪兽，在辽阔大地上践踏了几年之后，跑掉了，无影无踪，幸运的跷跷板又开始向平原地带倾斜。
“放鹰”的女人像候鸟一样往回飞，那些孩子则留给了大山。从此，原配男人的自尊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剥得一丝不挂，在街头巷尾被无情吊打，落个一地鸡毛。
多年以后，还有山里男人跑我们这里要寻回“媳妇”的，被女人的合法丈夫发现，绑树上用鞭子抽，曾经的奇耻大辱变成了无比的愤怒，无比的愤怒变成了空中“呜呜”作响的鞭声。
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平原和山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男人和女人的孽缘虽了，可孩子和母亲的血缘难断。这些长大的孩子就在家庭的怂恿和现实利益的驱使下，走出大山寻亲。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命运就是这么波诡云谲。而生活就像睡觉，只有脱去蔽体之衣，才看得见满身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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