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我，乃老姐也）
四月的济南，护城河畔杨柳依依，百花洲里绿水绵绵，次第绽放的鲜花妆点着满城的湖光山色。不知不觉我回到济南已半月有余，可两个月前出发时的雨雪霏霏依然定格在脑海中。
1月23日，武汉封城。
1月25日，湖北各地防疫物资告急。同日，山东首批援助湖北医疗队138人出征黄冈。
1月28日，山东省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138人奔赴黄冈。
2月2日，山东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121人前往武汉。
身为医护人员，我知道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超过了03年的“非典”。（当时刚入职的我刚好是我院首批发热门诊的一员）可我也明白，现在并没有任何特效药物可与“新冠”对抗——换句话说，医护人员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治疗护理“新冠”肺炎患者。但是，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是什么，不就是治病救人吗？南丁格尔的誓言就是我的誓言。看着媒体关于疫情的诸多报道，我感动于战疫前线同行们的奋不顾身，同时为自己不能在一线尽力而着急不已，因为援鄂队员一般来自于市级医院，我，资格不够。我不是党员，但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作为一名有着18年工龄的医务工作者，我有义务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来为此次疫情尽一份心力。既然不能去一线战斗，那我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好职责。为此，我积极参加医院组织的关于此次疾病相关知识的培训，认真学习各种防护知识，比如如何正确穿脱防护服等。
2月5日下午三点，就在我为患者加药打针的时候，护士长带来了医院要我出征武汉的消息。我先是吃惊于疫情的严重使得区级医院有资格去湖北，接着心情又变得复杂起来：有愿望达成的激动，有对年幼孩子们的不舍，更有对此行吉凶难料的担心……可是，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此时的武汉需要我，国家需要我，去战疫一线我责无旁贷。
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交接完手头工作，立刻着手收拾行装，晚上九点的火车容不得我胡思乱想。等收拾妥当，这才想起还没有跟家人报备。我不敢也不能把要出发的消息告知年迈的母亲——她的心脏不太好，平时还容易着急上火——我只能告诉老公和妹妹，身为共产党员的他们一致同意并支持我去武汉。至于母亲那边，由他们负责。同时，他俩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做好防护，平安回家。有了他俩的支持，我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晚上七点，在我重新检查行李的时候，母亲的电话意外地打了进来。我接通了，却不知该如何开口。有着三十五年教龄的母亲一反往日的急躁，平心静气地说：“你干得就是这一行，上级有任务，你克服困难也要完成。去了那里，注意身体，团结队友，有啥活抢着多干点儿。别不放心我。”听到这一番话，我打消了最后的那丝顾虑。转而看自己的行李，竟塞得乱七八糟，丝毫不符合我一贯的风格……就在我准备去车站的时候，市卫健委通知九点的行程取消，改为6日上午九点出发。
2月6日，济南大雪纷飞。九点零七分，作为山东省第四批援助湖北护理专业医疗队的一员，我带着家人的牵挂，带着医院的嘱托，更带着一身责任，义无反顾地踏上了G275次列车。下午两点五十四分，我们一行35人抵达武汉。我到了我的战场。
大巴车带着我们前往酒店，往日热闹繁华的九省通衢像睡着了一样，在迷蒙的细雨中静止不动。待入住完毕，诸多事项安排妥当，我迅速调整好状态投入到防护知识的学习中。
受疫情影响，酒店服务人员有限，走廊及室内卫生需要自行打扫、消毒。另外，南方湿冷的天气、甜辣的饮食习惯让我这个不常出远门的北方人很不适应。既来之，则安之。不曾忘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还记得抗战时期的土大炮、头发丝儿地雷，有这些先烈们精神的指引，我努力克服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房间空气、物品表面、地面每日两次消毒杀菌，用多穿衣服的方式对付湿冷，辛辣的食物用水泡过后再入口……有多少种困难，我们就能想出多少种克服困难的办法。跟我们此行的目的相比，这都不是事儿。经过两天的集中培训和考核，我们终于要和“新冠”病毒面对面了。
2月9日，中午，武汉客厅方舱医院B舱开始正式收治病号，我作为三组成员于半夜一点入舱。医院的广场上满是帐篷和救援车辆，虽更深夜重，但人来人往，明亮的灯火守卫着武汉的生命之舟，我不由得凝重了。训练中那凭借一次又一次穿脱防护服得来的顺畅感，不知为何今日消失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穿戴整齐。我原以为是防护服材质不同的问题，在后来跟队友的交流中才得知防护服的材质并无变化，当时的滞涩应该是我紧张的心态使然。因这全副武装，从医护人员入口到舱内，短短的三四十米竟让我气喘吁吁。事先擦得锃亮的护目镜，没走几步就布满雾气；两层口罩使得我快要窒息，只能张大嘴巴喘气；扎紧的靴套伴随着我的行走动作在不断下滑，下滑……更难受的是防护服带给我的闷热、不透气，人被包裹在防护服里如同在汗蒸，后背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淌，我觉得再过一秒钟自己就要晕过去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听到了儿子在缝针时大声哭喊“我要妈妈”，那是他想去医院找妈妈不小心磕在了茶几角上；我好像还听到了临行前母亲的叮咛……舱内墙上醒目、鲜红、庄严的国旗、党旗抚慰着我，无言而温暖。于是，我接连做了几次深呼吸，稳定住心神后才慢慢压下心中的恐惧。
在国旗、党旗的注视下，我在舱内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测体温、测血氧、测血压，送药、送饭、送水果，疏导病人不良情绪，倾听解决病患诉求。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工作，却消耗了我大量的体力，一次次挑战着我的身体极限。我分管着三十多个病号，巡视一圈下来，护目镜里的雾气液化成了水滴，只能左右摇晃着脑袋，透过水滴滑落的缝隙，认真仔细地核对患者信息、书写护理记录。
我护理的777床是一位徐姓老先生，来自于武汉东西湖区，现已确诊两天。他不像其他病患那样焦虑，而是以一种镇定从容的姿态面对“新冠”，这让我对他敬佩不已。那一天我刚接过班，原来都是自己主动去护士站测血糖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准时出现我面前，我不放心，就去777床找他。老先生只是抬眼看了我一下，算是打过招呼，然后低头不语。一向健谈乐观的老人这是怎么了？我纳闷着。在给他测血糖的时候，我便询问老人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老人显然不愿意说话，只是摇了摇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的心里充满了疑问。回到护士站，我先找出老人的护理记录单仔细查看，数据显示一切正常。我又向上个班的队友交流老人情况，队友同样也觉察出老人情绪不高。没办法，我找到老人亲属的联系方式，想弄明白究竟。结果老人的儿子告诉我，他们全家不幸都感染了“新冠”。看来老人是因为记挂家人情况，这才情绪低落。我知道了缘由，便去宽慰老人：不管家人现在哪个医院，党和政府不会让他们受苦，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我们医护人员会竭尽所能。老人听完我的话，慢慢地抬起头来，用略微生硬的普通话说了一句“谢谢”。下次上班时，我在护士站看见了前来测血糖的老人，他主动热情打招呼，告诉我他的两次核酸检测是阴性，马上就能出院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极了！
在工作的间隙，我总爱盯着墙上的那两面旗帜，总觉得它们在无声地提醒着我，提醒着我们，武汉不是孤城，她的身后站着的是祖国母亲，同行的是其他省市兄弟，就像这批次集结的医疗队——山东、北京、上海、四川、重庆、江苏、福建、陕西、甘肃、安徽、宁夏、广东、新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经过我们的齐心协力，2月15日下午，首批17位患者出院，徐老先生就是其中一员。他是我护理的病患中第一个出院的，标志着我取得了与“新冠”斗争的第一个胜利。老人出院后，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家人也陆陆续续地出院了，他是特意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的确，这真让人振奋啊！现在再来审视每天工作结束后的标配——脸上的压痕、耳根的红肿破皮、手上的湿疹、身上湿透的衣服，难道它们就仅仅是我们服务病患的证明吗？不，它们是我们在这次战斗中获得的勋章。
媒体称呼我们为“逆行者”，其实我们并没有他们报道的那么伟大。剪掉头发、近十个小时的全副武装，与在此次疫情中为救治病患不幸牺牲的同行们相比，并不值得歌颂。我们只是在践行自己的入职誓言而已。
3月7日，规模最大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患者“清零”。
3月8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正式休舱。
3月10日，武汉所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而且，我们成功地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护零感染、安全生产零事故、进驻人员零投诉、治愈人员零复发……
危难时刻见真情，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不必说管委会的领导多次走访慰问我的家人，区医院的领导同事多方联系辗转为我快递来了热水袋、纸尿裤、奶粉等生活必需品以及84、酒精等防护用品，不必说队友手上因给我们理发而磨出的水泡，也不必说马云送来的热奶茶小龙虾，单是武汉人民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改善我们的生活，就已经让人感动的热泪盈眶了。
钟老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英雄的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已经无数次的在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滋养脚下的神州大地，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他们从事于各行各业，他们或许平凡普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那些勇敢者的身影将永远引领华夏儿女不断前行，那些力抵千钧的话语将成为新时代的黄钟大吕，那充盈在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将激励更多的同胞奋发向上。上至捐款的古稀老人，下至捐物的十岁孩童，对祖国的热爱使得我们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充分表现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大中华真正做到了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尽管我们现在还未完全取得战疫胜利，但我们有信心最终打赢这场战争。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万众一心，我们众志成城。
天佑中华，战疫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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