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门口那两个男人,已经在那站了快有半个小时了。我刚坐下来不久,他俩就出去了,各自抽完一支烟后就一直在那站着。年纪较长的那位,大约40来岁,背靠身后的路灯杆,低着头滑动手机屏幕。个子稍高些的那个,双手背在身后,低着头。
“所以啊,女人最重要是嫁对人,否则一切都百搭。你看我媳妇现在,不用上班,天天在家带带孩子,饭嘛高兴就做做,不高兴就我来做。”
坐在我旁边的女人还在絮絮叨叨着,从她自己的下岗经历讲到儿女的婚事,孙子的调皮。开始我还出于礼貌应付两句,像踩着钢琴节点那样点头微笑,毕竟是我先招惹她的。我觉得一径盯着窗外会惹来嫌疑,找个人聊天是不错的掩护,再说我有点紧张。哪知道她那么能说,就像伍迪艾伦的电影《蓝色茉莉》里,那个遭遇丈夫背叛后精神变得不正常的女人,一味喋喋不休。
根据我将近三十年的生活经验,对付这样不肯停止说话的人,唯一的对策是视她为无物。所以我停止踩踏钢琴节点,把目光从她脸上永远得离开,投向门外。
高个男人仍然保持着刚才的站姿,年长的那位在对他说着什么,他不时地点点头。我想,他是不是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不得不机械地做出社交反应。
“你也注意到那辆白色的面包车了吧,在街角停了好半天啦。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旁边的女人又凑上来了。
我顺势将目光移过去。虽然我从未正眼望过那辆车,但我的余光一直在注意它。我能坐在这里,花三十块钱喝一杯咖啡,全是因为它。
车来人往的街角,步行街的出入口,非自动车辆车道,华北总爱把车停在这种地方。老大说过他很多次,这样太危险。可他总说这样才刺激,“怕危险为什么干这行呢。”当然他不是用嘴说的,因为华北是个哑巴。
“是啊。”我轻声应和着,捧起桌上的馥芮白,喝了一大口。
再次喝到咖啡的感觉真好,我是说真正的咖啡。已经有半年多了,咖啡瘾上来的时候,我只能去便利店喝上一杯速溶咖啡。那感觉,就像多年的毒瘾发作,眼前只有一支万宝路,那也没办法,无论如何你只能先点燃它。
离职的那一天,我花了几乎所有的积蓄,一次付清了一间单身公寓一年的房租,价格是从前单位分配的宿舍的三倍。我算了算,剩下的钱刨去水电费,足够我支撑两个月。对,我的存款就是这么少。虽然之前在事业单位工作,向单位申请的宿舍每月房租只需500元,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在食堂吃,但我还是没存下什么钱来。工作几年,我习惯了每天一杯咖啡,每周去两次电影院,隔三岔五和朋友去外面搓饭,逛商场时看到好看的衣服就捂不住自己的钱包。 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宗旨都是今宵有酒今宵醉,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存钱,是从我决定辞职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起。从产生这个念头到真正执行,也不过半年时间。不过我之所以会下这个决定,并没有没有客观实在的原因,不是出于想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的无名情怀,我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没有那样的东西。
正当我陷入对那件事的回忆时,接到了老大的电话,很简短的几个字,“十分钟后上车”。
挂断电话,见旁边的女人正要离开长桌,我叫住了她,“阿姨,你急着走吗?”
她一只脚踩在地上,另一只脚挂在高脚凳上,停止了动作,看着我,一瞬的迟疑后,目光里流过一种类似惊喜的情感。她挪了挪屁股,踩在地上的那只脚重新抬上去。
“不急啊。孙子在家吵得很,我今天丢给他妈妈,出来躲清静。你知道那孩子有多难搞,在家就哭着吵着要出门,出了门吧就——”
“我以前在事业单位工作。”我打断了她。我只有十分钟,没时间听她继续扯淡。
“事业单位,那多好的条件啊,肯定能选户好人家。为什么不呆下去?”
“被单位劝退了,因为做了领导的小三”,我看了看她呆愣的神情,意料之中地笑笑,说:“他老婆早上出门忘了带钥匙,打他电话打不通——是我让他关机的,我俩翘班去了电影院——她就去我们单位门口等,下班出来的同事认出了她,把办公室钥匙交给了她,让她去办公室坐着等。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百无聊赖下拉开了丈夫办公桌的抽屉,找到一本日记本。上面记载着我俩的关系,还有他收受贿赂的各项记录。”
她把嘴凑近吸管,我听见少量液体夹杂着空气,通过吸管的声音。刚才我接电话时就听见过她制造出这种声音,她的饮料早就喝完了。我没去理睬她的想法和反应,继续说:“第二天她老婆就闹到单位去了,在门口大吵大闹,不过她总算还知道轻重,并未提到他收受贿赂的事。大领导找我谈话,说主动离职不会影响我将来找别的工作,我说我需要点时间。半年后我离职,而他,从被降职到回去原来的位置,也只花了半年的时间。”
我点起一支烟,旁若无人地吐出烟圈,目光锁定在门外街角的白色面包车紧闭的车门上。她伸手挥了挥烟雾,抓起桌上的拎包,起身离开。在她的身影逐渐远去消失在街角后不久,一男一女出现在街角,打开白色面包车的车门,钻了进去。从我坐着的地方望过去,车门内黑黢黢的,彷佛进入地狱的通道。
我小口喝尽杯里的咖啡,把烟蒂丢至杯底。起身推门,朝面包车走去。
2
男人若是到了我这个年纪,当有的都该有了,如果还没能有,那多半事没有希望了。然而一个人要是想长久地活下去,就得相信还有希望这种东西。骗不了自己是件危险的事情,但还不至于致命,因为说到底相信一切还有希望也不过为了支撑自己活下去,如果你能够找到别的支柱作为代替,希不希望的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我是一名扫黄警察,有一位名牌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太太,我们的女儿今年刚满十岁,聪明可爱。体制内将近二十年,我一路从二级警员升到二级警监。两年前,我和妻子在这座二线城市收获了我们的第三套房产。也是两年前,我开始了嫖娼。
那天晚上,接一家小旅馆老板的举报,我们所两名警员抓获了一名嫖客和两名卖淫女。其中一名小姐后来招供,他们与小旅馆常年都有“合作”。这次是因为分钱的问题没谈拢,旅馆老板才一气之下告发了她们。由于两个小姐未成年,需通知家长前来认领。那个揭发旅馆老板的女孩,家里人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先给她找个地方休息吧,明早再说。”我吩咐前来请示的下属。
“可是她一直在哭,吵着要回去,怎么办?”
小周背着手站在我的办公桌前,身体不易察觉地前后晃动。他今年刚大学毕业,来所里不到三个月。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野心勃勃,干劲十足,整天都是一副“我要做这个世界的主人”的傻样。可小周和我完全不同,做什么都是抱着“我就往前走两步,剩下的九十八步听天由命”的态度。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问你:“怎么办?”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说:“你老这么怎么办怎么办的,今后怎么办?”
他愣了几秒,想笑不敢笑,憋红了脸。
我说:“把她带过来吧,我和她聊聊。”
“噢。”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去。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几分钟后,那个女孩一出现在我眼前,这个问题就不受控制地从我喉咙口冲了出来。
“俞美芬。”她说。
“小姑娘,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吧?”
“警察局啊。”女孩抽噎着,几个字说得断断续续。
我盯着她,冷冷地轻笑一声,说:“你知道就好,这里不是适合撒谎的地方。”
“我他妈没有撒谎,我妈就叫俞美芬,我叫俞蔚,跟我妈姓。”突然的怒气瞬间使她停止了抽噎。
我瞬间推翻了刚才“姑娘还小,得好好教育,别吓着她”的心理建设。
“那个”,背着手站在门边的小周说:“她妈确实叫俞美芬,我们都查过了。”
我站起身,重重地拍了下桌子,高声道:“我他妈让你多嘴了吗?”
他瞬间红了脸,低下头去。
“给我滚出去,你这个没用的废物。”
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坐下来做了几个深呼吸,看了一眼面前的女孩,说:“对不起啊,你长得很像我一位朋友。”
“你一定很爱她。”她呆呆地看着地面。
我轻笑了一声,“你才多大,知道什么是爱吗?”
她突然抬起头,说:“当然啦,别以为我干这种脏事,就不知道什么是爱。”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纯澈得像一条注满冰泉的溪流。
我看得有些呆了,喃喃道:“你母亲真的不是叫程静吗?”
程静是我的大学同学。大一军训后没多久,她就和我的舍友储峰走在了一起。储峰的父亲是个农民,大字不识,喝醉了酒经常打储峰和他母亲,不过在储峰读书这件事上,他从来都没吝啬过。储峰很少去上课,从不爱和班上的同学多说话,大多数时间都窝在图书馆里。在学校图书馆兼职的同学,夏天的夜晚闭馆巡视的时候,经常能看见储峰抱着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赤裸着上半身躺在两排书架之间。
就算知道她和储峰在一起,我还是向程静表白了,遭到拒绝的我气急败坏,“没有理由啊。他那么个穷小子,整天只知道死读书,在这个时代,这样是没有出路的。”
她坐在我面前,笑着说:“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懂呢?”那是最优雅的微笑,同时又藏着世间最具杀伤力的刀锋。
3
从上了车,老大就一直拉着脸,一言不发。坐在他旁边的茗茗,倒是看不出什么情绪,低头刷着手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敢问,默默地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发呆。哑巴显然也感受到了车里弥漫的丧气,一边开着车,还不时朝后视镜张望。
哑巴华北不是生来就不会说话。华北的父亲是本市一黑社会组织的老大,据说曾经给市政府送过二十辆雪弗莱,后来又承办了市里好几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后来在中央的靠山倒了,华北的父亲决定和儿子一起躲到国外去。那年冬天特别冷,去机场的路上,湖北用一条深灰色羊毛围巾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华北的父亲载着他在公路上飞驰着,寒冷的狂风吹开了他的围巾,滚滚车轮将围巾的一端裹挟进去。他一手扯住围巾,一手痛苦地拍打着身边的父亲。
这些都是我面试的那天,老大告诉我的。
“车停下来的时候,远远地传来一阵警笛声,他那傻逼老爸,以为是来抓他的,自己下车打个的跑了。他妈的,儿子都不管了。”他左手夹着一直快要燃尽的雪茄,说到这里,一个人低低地笑了好一阵,我那时疑心他的雪茄里面是不是裹着大麻。后来我发现,他每次说到别人悲惨的遭遇时,都会像这样突然笑起来。别人对他说起自己不堪的过去时,他也笑。
“你为什么离开过去的岗位啊?”面试那天,他问。
“做人小三被发现了。”
“哈哈哈,他妈的。”他说。
在那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干他们这种行当的,也敢在求职网站上发招聘信息。当然,他们不会把真正的工作内容发出来。
那天下午,我刚辞掉第六份工作。那是一份书店店员的工作,当胖乎乎油腻腻的店长第七次对我说“关掉空调,这月电费严重超支了”,我摘掉围裙扔在了他的脸上。
回家的公交上,我打开求职app,看到了这样一条招聘信息:经理助理,月薪6000,学历不限,配合经理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可提前预支一月薪水。
当时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三个月,干过最长的一份工作是一个月零八天,拿了2000多块的工资,时间最短的三天,因为没有过试工期,一分钱都拿不到。眼看又要交下一季度的房租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一份可以预支6000块钱的工作。就算是骗人的,我浑身上下加起来600块不到,还能惨到哪里去呢。而且我特意看了下办公场所,公司在市中心一座写字楼里,传销组织应该不敢这么光明正大。
后来我才知道,这间工作室是他们临时租来的,只租了一个礼拜。如果一个礼拜内没有招到人,他们会换一个新的地方。
我不知道老大叫什么,我只是跟着那些小姐叫老大,她们也不知道老大的本名是什么。我们这个小集团的主干成员加我一共才三个人,华北是老大的亲侄子,遭遇家变高二退学后就一直跟着老大。此外还有一些小姐,具体多少人我不清楚,都是老大在联系。我只知道茗茗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露露、小雨、春天…也许你随便想一个类似的名字,都能在里头找到一张对应的脸。
我要做的就是在各种小旅馆门口撒一些小名片,等着嫖客送上门来。
我曾问过老大,“不觉得我这个岗位很多余吗?你们两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亏心事干多了,做点慈善啊,哈哈哈。”他说。
听说我有时会写小说,他说他年轻时也沉迷过写作。他说他就是因为读了很多诗集高考才没有考好,最后只读了个大专。“不过就算考上好大学,也没什么不同。最后不是做了人家的小三,就是找了个小三。”我知道他这么说丝毫没有在讽刺我的意思,他讽刺的是全人类。
车子就快开到我们临时租的新办公室楼下时,老大接了个电话,好像是嫖客打来的,因为他只有和嫖客通话时才会表现得这么孙子,“好好好,行行行,好的老板。”他管嫖客都叫老板。
挂断电话,他把手机摔在他和小姐中间的座椅上,说:“妈的,掉头。”
“怎么了?”我问。
“这孙子,刚刚在那等半天,他说碰见熟人来不了了,这会儿让我们回去。”
“非得理他吗?生意多的是。”茗茗说。
“他说可以再加500。”
4
在俞蔚第四次被带到所里,并在我面前摆出各种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姿态时,有一个罪恶的念头不受控制地从我脑子里升腾起来。
她这辈子已然不会有什么变化了,不是我也会有别人。
从那以后,我开始不断寻找和程静相像的小姐。有时是同样的丹凤眼,有时是同样优雅的姿态。有一回,我和那个说话像程静一样暗藏刀锋的小姐靠在床头闲聊,我问她:“你们这些女人,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个。”
她冷笑一声,“你这种人怎么会懂。”
我翻身过去扣住她的喉咙,粗喘着气给了她一巴掌,我好像还听到自己说了一长串非常难听的话。她挣扎着捞过床头柜上的水杯砸在我的头上,趁我愣神的时候飞快地捡起地上的衣服跑出门去。门没有关,我坐在床上按着头,听到她在走廊上边跑边骂:“去他妈的程静,妈的神经病。”
知道这个叫茗茗的小姐,是因为有天晚上我和妻子大吵了一架,还是那套重复了几百遍的控诉,“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去学校接过几次孩子,家里的抽水马桶堵了你通过一次吗?”
我平静地穿好被她的唾沫濡湿的外套,摔门出去,找了间小旅馆住下。第二天早上出来,我看见地上有很多小卡片,其中一张上印着一个女孩的脸,底下写着“茗茗”两个字,还有一串号码。同样的短发,同样瘦削的小脸。我拨通了那个电话。
当天下午我来到他们指定的旅馆楼下,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就去了小旅馆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半个小时后,我收到短信:已开好房间,505。正当我把手机揣进裤袋,准备起身时,小周出现在了我面前。他说那个俞蔚昨天又来了,说找我有事,“我说周六领导休息,叫她下周一再来。”
我看了看四周,拉着他走到咖啡厅外面,问他:“她有没有说找我干嘛?”
“她没说。”
“你也没问?”
“没有。”
妈的。
我心烦意乱,已无心再赴接下来的约。站在路边,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俞蔚把我们的事捅出来怎么办,像当初供出小旅馆老板那样。我心里像有十几只狗在吠叫,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不过我很快就冷静下来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身份是我最好的掩护。
我给俞蔚发了条短信,问她找我干什么。同时问站在我面前的小周:“之前那个卖淫团伙的卧底调查有结果吗?”
“高明负责的那个?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我当然知道。上周我才在结案表上签过字。
我装模做样地盯着地上的烟头想了几秒,说:“噢对,上周结的。最近有一个新案子,我亲自在跟。这个俞蔚可能就是其中一员,我先告诉你,到时可能需要你协助我。”
收到俞蔚的回复“我在芝华酒店912,现在过来找我”后,我立即回掉了505房间的约定:碰见熟人,临时有事,今天不过去了。
到达芝华酒店912时,俞蔚穿着酒店房间的白色睡袍。打开门看见我,她扑上来,双手圈住我的脖子,说:“叔叔,我要去日本啦。”
“我干这行就是为了攒够机票钱去日本读书,干这个来钱快嘛。”她说。
“什么时候走?”
“明天就走。我昨天去找你,就是想和你道个别。”
“噢,挺好,挺好。”我说。
那天我们没有做,虽然她说最后一次了,可以不收我的钱。但有很多意外都是发生在以为不会出问题的最后一次,我不想看到枝节横生。
分开的时候,我问她:“你妈真叫俞美芬吗?”
她像个老练的成年人那样拍拍我的胳膊,“大叔,你挺可爱的。”笑着走了。
我驱车重新回到那家咖啡厅,盯着“已开好房间,505”看了很久,拨通了号码。
5
当初承诺的6000只是底薪,每笔交易我都能拿到几十块的提成。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有七八笔收入。三个月下来,刨去房租水电和各项生活支出,我的银行卡里已经有两万多的存款。
在下一个季度的交房租的日子到来之前,我收拾好所有的行李,去火车站买了一张北上的车票。
我的人生还很长,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这一次,我想过一过体面的生活。在那里没有茗茗、露露、春天,没有被父亲抛弃的哑巴,没有一听见别人的悲惨故事就忍不住发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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