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四川乐山，那里出名是有一尊唐代的石雕大佛，头顶到脚底，高达五十八米，如果算到江水面上，则有七十二米了。
供着这么大的一尊佛，这个地方是很吉祥的。从2020年开始肆虐的新冠疫情，似乎与这座城市隔着一点距离。用防疫部门的术语评价，叫低风险地区。
一直以来，这个地方人口多，外出打工比较普遍。这不，又有几个乐山老乡收割完水稻，洗干净脚上的泥浆，买了去昆明的高铁车票，他们要去昆明修路盖大楼。行前，他们按铁路上的规定，提前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正常。
火车开的快，一会儿到了宜宾、贵阳一闪而过。一路上他们谈着即将开始的打工生涯，谈着未知的春城昆明，时间过得很快。火车进站，他们足足排了两个小时的队，经过核酸检测，又出示了在低风险地区乐山的检测结果。白衣战士一挥手，昆明向他们敞开胸怀。
刚到昆明，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在住的地方执行“居家隔离”三天，并按规定三天两次核酸检测，一切正常。等到过了四天，准备上班了，突然接到电话，让他们准备好行李和人民币，要把他们送去一个地方隔离。他们申辩反映，人家说这是五华区的规定，不由分说，来了一辆大巴，把他们送去一个偏避的酒店，每人每天必须交住宿费180元，伙食费80，核酸检测费16元。据说，这个价格是最便宜的，还有三四百住一天的。这可让他们开洋荤了。在外打工这么多年，都是住集体宿舍，甚至住窝棚，从来舍不得花几百元住，吃饭也是能省则省。好在，只隔离了三天，用老乡的话说，再隔下去，只有卖血了。
八十元的伙食
这是疫情时期昆明给他们上的第一课。
云南是一个边疆省份，外省人第一次到昆明，都有什么样的记忆呢？
四川作家艾芜写过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足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在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神气地、又像作贼一般逡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足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
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注射着法国血、英国血……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怀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踏着人力车上的铃子，瞠啷瞠啷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那些对着辉煌的酒店、热闹的饭馆，投着饥饿眼光的人，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巴巴”的云南声调，寂寞地走在人丛中，不时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艾芜卖了草鞋，买了几个烧饼。开始深入昆明的大街小巷。
到了1938年抗战，著名学者，诗人冯至到了昆明。他在《昆明往事》文中写道：
“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不像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那样彼此漠不关心，不相闻问。我在昆明搬过几次家，每家房主人男的常说：“我们是交朋友，不在乎这点房租。⋯⋯在昆明住下，首先感到的是生活便宜，也比较安定，更加以昆明人朴实好客，不歧视外人，我真愿意把这个他乡看作是暂时的“故乡”。”
冰心有一篇《摆龙门阵一一从昆明到重庆》：“近日楼一带就是花市，早晨带一两块钱出去，随便的挑，茶花，杜鹃花，菊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热带的鲜艳的花。抱着一大捆回来，可以把几间屋子摆满。”
作家沈从文对云南的云印象最深：“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云南看云》
蜘蛛网后的蓝天白云
昆明，并不总是风花雪月。1938年12月15日的云南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找房子》：“一天早上，一个年轻的朋友给我们送信来说，靠翠湖边的某宅里有三间房子每间租国币四元，只索价十二元。这位朋友是昨晚和主人面谈过来的。我们欢喜得连走带跑地找到那家。”遇见女主人，隔了一个晚上，她坐地起价，涨到八元一间，待收了定金，女主人又说，最后该租多少钱，还得由当家的先生作主。等了半天，抽过鸦片烟的男主人出现了：
“哪里人？做什么事？来云南多久？有几口人？”
“这房子，今天早上你们还没来的时候，就有人来租了，押头是国币五百元，每个月是国币四十块。如果你们能照这个价出的话，那，我们可以退他们，租你们。”
“我们住不起那三间房子，就住得起，也再吞不下这口气了！我收回了女主人退给我的定钱。”
真的是人有人不同。对于昆明，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一大堆话。对我而言，昆明给我的记忆有点后怕。1986年的一天早上，我坐公交车去单位上班。那时候的公交车永远很挤。好不容易挤上去，正待往中间挪步，不小心踩到一妇人脚上，她惊爪爪的用昆明话叫着：“小烂死，你踩着我了。”我用普通话一连串道歉，“对不起，太挤了。”妇人不依不饶，“格是吃了屎了，一大早就来找死。”从邮电大楼一直骂到滇池电影院我下车。她的地道的昆明骂人的土话，我大部分都听不懂，呆呆听着妇人发泄。
车门打开，正在下车的当口，那妇人从我身后冷不防使劲推了我一下。幸亏下车时我抓着铁栏，这是在重庆读书时挤沙坪坝到解放碑公交车练出来的乘车技巧，否则，被妇人一推，不是嘴啃地也是一个踉跄。
好歹毒的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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