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后的银杏树
想给老宅写篇文章，正逢刚放下手机，时间刚好。
依稀还能听到外婆站在门前大喊：“几个小孩哪儿去了？快回来吃饭啦！”那时候，我一定是和哥哥姐姐，在外婆家屋后的一块空地上烤红薯。“偷”红薯这种事儿一般是我的“份内之事”，这是年龄最小的“福利”。红薯是放在楼梯与后门连着的地方，因此从后门进去是最好的选择。有几次被外婆发现，但被说最多的便是哥哥，我们不会认识到错误，只会在一旁幸灾乐祸。
老宅
外婆家是一幢两层小楼，用砖头砌成，屋顶还是红色的瓦片，房间很小但很多。一楼客厅与厨房之间有个连接门，石头粗加工做成的门栓，有许多较为锋利的棱角。小时候的饿哦莽撞，喜欢到处乱窜乱跑，于是总是“光顾”那块门栓。长大以后再去看，似乎没有了那些棱角，圆润了许多，不知是我的功劳，辛苦我的脑袋了。
二楼有个小台，是外婆供奉菩萨的地方，每每走过去，都有一股香气，氤氲在楼道间，暗红的灯光打在观世音塑像上，有些朦胧的错觉。小时候觉得那些细长的香，用处最大的时候便是过年放鞭炮时。大年初一，哥哥总会领着我们去街上买很多新鲜的鞭炮烟火。点一支香，用炮头一捂，立马往外扔，慢了的时候，那炮仗就在半空中完成自己的使命。有时也会捡拾些瓶瓶罐罐，或是啤酒瓶的封盖，将炮仗放在里头，砰地一声，能把罐子冲向天空，惹得我们咯咯笑，但那终究是危险的。
二楼还有间书房。外公是位小学校长兼教师，那时候的作业外公必然是要亲自检查人，完成之后，还要完成外公操刀编写的试卷。有错的题目必然是要再写一遍，但完成地好也自然会有糖果作为奖励。小孩儿好哄，倒也不觉得辛苦或是委屈。二楼书房的另一大作用，是外公退休后的“娱乐场所”。墙上一张叠着一张的体育彩票数字表，这是外公退休后，除散步之外，唯一坚持的喜好了。姨姨们总打趣，问外公要是真的中了五百万要怎么办。外公思考了几天后，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一部分给养老院，自己和外婆不需要太多，剩下的几个孩子平分。那时候觉得，好像马上就要奔小康，走向富裕了。
外公是严厉的。有一回，因为我贪玩，放学之后没有径直回家，而是未打招呼便去了同学家里，直到天黑。外婆急得四处寻找，到处问人，那会儿周围的人彼此熟识，各家几口人长什么样儿也是一清二楚的。外婆是如何找到我，已然记不清了。回家之后，外婆气不打一出来，拿起竹编的扫帚就打，一边咬牙：“还敢不敢了？”外公听到我不停地啜泣，一口饭含在嘴里愣是咽不下去，一把把我抓起，扔到门外，说：等你哭完再进来！最后是外婆心疼，把我又提溜回去。之所以至今还记得，是因为那次真的太疼了。
后来，二老去了哥哥家照顾他，老宅便空了许多年，而我们的学业也渐渐繁重，对于老宅的记忆便慢慢尘封。
再回去的时候，我已是大学生，体积变大的我，似乎视野也变大了，站在老宅前，熟悉又陌生，还小——我已不能到处乱跑，走完客厅也不过四步。大人们约定，每周六回老宅聚会一次。偶尔也会聚餐，外婆的炖汤和外公的打卤面味道真是一流。但如今，年事已高的二老，味觉大不如前，有时不经意多放了些盐，自己却尝不出来，我们也直说“好吃”。
去年，姐姐带回了姐夫。姐夫是外地人，讲不来本地化，于是急于传递关心的二老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姐姐总是姐夫的翻译。那一幕却也有趣可爱。
外公看到街上来来往往满是电动车的踪迹，便嚷嚷着要买，说要带着外婆去兜风。曾有一次，看到娇小的外婆坐在后座上，双手轻轻捏住外公的衣角，朝着蛋黄色的夕阳慢慢远去，那一刻甚是温暖，顿觉幸福。
随着旧城改造，拆迁问题便峻切地摆在二老面前。但他们已然习惯自己住，于是偷偷在离老宅不远的地方租了套房，东西搬了五大车，来来回回折腾，二老看着憔悴了许多。
前些天回到老宅，给每间房间拍了照，所到之处，记忆便奔涌而来。或许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爱伤感，爱回忆。最是不舍屋后那棵外婆亲手栽种的银杏树。老家的气候，银杏是不易成活的，但这颗至今已有28年的银杏树，却仍旧郁郁葱葱。银杏树分雌雄，雌银杏开花结果，雄银杏则相反，而我们家这棵是后者，未曾结果，就连秋天也不见满树的“黄金”。那天，我对它说：“不要担心，我们不会丢下你，拾起你，轻轻抖落你身上的灰。”外婆是不舍的，总是念叨着“二十几年了啊”。
人多是善感的，年龄越大，越经不住岁月留下的东西，许多时候情不自禁，很催泪。那一个见证了我的童年，陪伴了三代人的生命体，该是值得感念的。是的，我相信它是有生命的，一如我们将继续活着。
拆迁，是将记忆变成了回忆。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外公外婆，献给老宅，献给童年，献给回不去的昨天，和不远的未来。
于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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