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女孩，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1999年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以她命名为“5535 Annefrank”。
安妮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亲历二战的《安妮日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
在隐匿者之家，安妮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学习上，闲时也写日记。除了记下生活上经历的事情外，她也写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觉得她不能再谈的东西。后来她对写作的信心增强了，人又成熟了，她开始写一些抽象的东西，例如对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么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写，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1944年8月4日大约上午10点，有人打电话举报王子运河263号藏有犹太人，随后纳粹警察带人突袭了密室。
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两日后八个犹太囚犯又被转送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一个临时营地。随后很快被转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米普和爱丽（贝普）没有被带走。他们后来回到隐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纸张；把它们连同家庭相簿收起，打算战后把它们还给安妮。
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特她们俩都同时在1945年2-3月死于斑疹伤寒。当时距离该集中营被英军解放还不足两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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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在余生都致力于维护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这样给我的感觉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承受着父母知名所带来荣誉和负担，而我却恰好相反。
而他也重提了出版商认为日记何以如此畅销的意见。“他们说，日记触及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如此的广泛，致使几乎每个读者都 能在日记中找到触动自己的共鸣。
--(以上内容来源于百度百科)
1943/0130
我出离愤怒了，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我想用脚跺地，大喊大叫，使劲摇晃母亲，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因为恶毒的言词、嘲讽的目光、指责，每天都像拉紧的弓弦上的利箭一般劈头盖脸地射向我。
我想冲着妈妈、玛戈特、迪塞尔、范丹一家，甚至爸爸大吼：让我安静会儿，求你们赏赐我一点安宁吧！我非得每天晚上哭湿我的枕头，双眼火辣辣的，头昏脑涨地睡着吗？放过我吧，我想要离开所有人，最好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没有用。他们压根不了解我的绝望！他们对加诸我身上的伤痕一无所知！
他们的同情和讽刺，我已经无法忍受。我只想号哭一场！
只要我开口，每个人就会觉得我夸张；我安静，他们又觉得我可笑；我回答，则是放肆；我想到个好主意，被说成是狡猾；我累了，就是懒惰；我多盛一勺，则是自私自利；此外还愚蠢、胆小、斤斤计较，等等，等等。我一天到晚都被说成是个惹人气恼的家伙，我一笑置之，装作毫不在意，但我心里并不是真的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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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28日 星期六
亲爱的基蒂！
我们的灯开得太多太多了，超过了给我们的电力配额。后果就是必须极度节约，否则就有可能断电，让我们在黑暗中坐上十四天。下午四点或四点半之后，我们就不能读书了。于是我们用各种娱乐活动消磨时间：谜语已经不再猜了，我们在黑暗中做体操，说英语或法语，谈论我们看过的书……时间一久也都挺无聊的。现在我发明了一个新活动：用一架高倍望远镜偷看我们邻居亮灯的房间！白天里不许我们拉开窗帘哪怕一厘米，但晚上就没这么严格了。以前我从未想到邻居们是如此有趣。我看到有些人在吃饭，有家人正在放电影，对面的牙医在给一个胆怯的老妇诊治。
恰好说到牙医！迪塞尔先生，人们总说他善于跟小孩子打交道，很喜欢小孩子，而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相当守旧的人，喜欢不停地就礼貌和举止对别人进行说教。大家都知道，和这位“极可敬重的”先生共处一室，我可真是好命啊。既然我被认为是三个年轻人中表现最差的，我就得费尽心机躲开反复不休的指责和警告，还得装聋作哑。然而，假如这个男人不是“告密者”，不特地选择妈妈作为申诉对象的话，我还忍得过去。我已经挨了他一通训斥，妈妈又过来火上浇油，要是我足够幸运，五分钟之后范丹太太还会把我叫过去再挑剔一番。
是的，基蒂，在一个批评和教育不止的隐匿者家庭中，成为教养不佳的中心人物，即避雷针一般的人物，这不是一件小事！晚上躺在床上，思考我的许多罪过和所有在我身上捏造的错误时，我被沉重的哀怨压抑得不知所措，常常开始哭或者笑，根据我的心情而定。然后我带着极疯狂的念头睡着了，这个念头就是，变成一个和我想要成为的不一样的人，或者我已经是和我想要成为的不一样的人了，还要把一切变得和我原本想要的不一样。我想成为和现在不同的人，我已经和原本想要的不同……
好了，我现在也把你给搞糊涂了，别生气！但是我不会画掉已经白纸黑字写上去的文字，如今纸张紧张，我也不能撕掉这一页，那简直是犯罪！因此我只能建议你不要再读最后一句，也不要什么时候再陷进去深究，否则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1944年4月27日 星期四
“一个中学女生的功课根本没法跟我的定量工作相比。我先是把写纳尔逊的最后一役中的一个段落从荷兰语译成英语，然后开始读北方战争（1700—1721）、彼得大帝、查理十二世、奥古斯特二世、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马捷帕、勃兰登堡、前波美拉尼亚、后波美拉尼亚、丹麦，以及相关的那些年份。后来我又看到巴西，读到巴伊亚的烟草、咖啡的过剩、里约热内卢的150万居民、伯南布哥州和圣保罗，也没忘了亚马逊河。我读到黑人、白人、黑白混血儿、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混血儿梅斯蒂索人，得知那里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文盲，以及关于疟疾的事。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我很快又拿起一本谱系书：从大扬、威廉·路德维希、恩斯特·卡西米尔、亨德里克·卡西米尔一世，一直到小玛格丽特·弗兰齐斯卡（1943年生于渥太华）。
十二点，我在储藏室继续我的定量功课，读教会史……呼！一直读到一点。
两点，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又坐下来学习了（嗯，嗯）。现在轮到窄鼻猴和宽鼻猴。基蒂，快速回答，河马有几根脚指头！接着是《圣经》，诺亚方舟、闪、含和雅弗，接下来是读《查理五世》。然后和彼得一起读英语：萨克雷的《上校》。
听对方背法语单词，比较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今天就到这儿吧，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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