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二十七岁中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在早年，张之洞曾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又转变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一生为官清廉，自视颇高，对那些不学无术之徒，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有一名监生出身的候补知府，到武昌总督署拜见张之洞，想请张之洞给他补个官做。张之洞查阅过他的履历，知道此人是个不学无术之徒，乃命左右取来纸笔，当场亲手书写“锡茶壶”三字递给他，说：“做官必须识字，你认识这三个字吗？”
那位候补知府一看，非常高兴，赶紧高声说道：“这三个字我认识，此锡茶壶也。”
古人有端茶送客的惯例。来客相见，仆役献茶，主人认为事情谈完了，端起茶杯请客用茶。来客嘴唇一碰杯中的茶水，侍役便高喊：“送客！”主人起身送客，客人也自觉告辞。这样的惯例，避免了主人想结束谈话又不便开口、客人想告辞又不好意思贸然说出的尴尬。如今这种"端茶送客"的规矩除了在影视中偶有所见外，生活中已不复存在。
不过晚清时期，端茶送客的惯例还有，因此张之洞听到那候补知府说出“锡茶壶”三字，便大笑手挥说：“送客！”
第二天，张之洞下文将这位候补知府遣送回原籍，他在文中说：“该员能识‘锡茶壶’三字，尚可造就，着读书五年，再来听候补官。”从此，那些无才而想做官的人，再也不敢找他求官了。
另据《南亭笔记》记载，张之洞主持洋务运动时，洋务局有官员来求见他。这位官员虽然是身处洋务局，但对制造却是一知半解。张之洞有次试探着问他：“铸铁一门大炮需要多少铁呢？”此官员自信地回答说：“禀告大人，大炮要用五六十磅铁，小炮大概二三十磅就差不多了。”
张之洞摸着胡须大笑，说：“这么一点点铁，只够造一个锅子、一个汤罐而已，还想造炮吗？”把这位官员说得脸色通红，尴尬不已。第二天，张之洞就上奏折把这个不学无术的官吏给撤职了。
但张之洞作为一代名臣，在他拒人于千里之外，看似十分不近人情的另一方面，是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的由衷欣赏。
相传，当年梁启超先生到武昌讲学时，曾慕名拜访张之洞。张之洞见梁启超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便有意要刁难梁启超，于是他缓缓说道：“听说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老夫倒想请教请教。我出过一上联，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下联，想请你对个下联。”
随后，张之洞便说出了自己的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此联中的“四水”指的是我国“江淮河汉”这四条大江大河，而“江”按传统惯例专指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故言“四水江第一”；“四时”则指“四季”，夏在四季中排序第二，所以说“四时夏第二”，同时它们又构成“江夏”二字。
因而张之洞的上联寓意是：你这小子来江夏拜见我老人家，咱们两人在当今中国，究竟“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潜台词自然是“老夫第一”。
此联出得确实很刁，但梁启超也是博学多才之士，他稍加思考，便对出了下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这里的“三教”即儒、道、佛，“三才”指天、地、人，“儒人”则指读书人。
梁启超的意思是：我这个读书人尚知晓尊敬前辈，是故“何敢在前？”但以真才实学来看，我小子可能还略高于你老人家，所以只有当仁不让地“何敢在后？”
可以说，梁启超的下联对得十分巧妙，既工仗得体，又不卑不亢、不失分寸。一向自视甚高的张之洞因此放下成见，为梁启超的才华连声叫绝，执礼甚恭。
另有一次，孙中山早年从国外回来，曾去拜会张之洞。孙中山当时递呈了一张“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帖。张之洞见后很不高兴，心里直嘀咕：“一个平民布衣，竟敢与我这封疆大吏称兄道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于是，张之洞在那帖子背面写了一个上联：“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然后叫门房把名帖还给孙中山。
孙中山一看，知道这是张之洞瞧不起自己，便讨来笔墨，也对了一个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孙中山这个下联是针尖对麦芒，可谓锋芒毕露，说得直截了当。张之洞看后大吃一惊，心想此人不仅行文不俗，而且流露出一股少有的豪迈之气，日后定当有大作为，因此马上命人礼请孙中山入衙叙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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