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节选：安内攘外】
对于日方军人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本内阁与元老等唯恐惹起国际纠纷，于是下令不准行使武力。这一情报于11月19日晚被中国方面获知，南京方面便立即电告宋哲元，指出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的资格，宋应该立即停止与土肥原间的谈判。次日，蒋针对宋给何应钦的软化电报，进行了严厉斥责。
这时，北平各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等五十余人，当面向宋哲元表示他们一致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宋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招致分裂。
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宋哲元于11月20日让萧振瀛向北平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并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土肥原逼宋哲元于20日宣布“自治”的计划遂告破产。其后数日内，土肥原对宋哲元继续加以逼迫，并怂恿冀东“非武装区”专员殷汝耕于11月24日宣布“自治”，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伪冀东防共委员会的建立，不仅使宋哲元获得拒绝即行宣布“自治”的借口，且触发了华北各大学教授的严词指责，以及学生抗日运动的蓬勃展开，英、美两国亦表示严重之关切。
正是在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应对华北“自治”力谋轻缓之侯。此时的日本方面没有真正看到民族主义大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还以为在武力威胁下能做成“朋友”，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失策。
然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中央势力无论如何暂时不宜在华北继续停留了，日方的高桥坦据说曾经托人转告何：在私交方面，他对何氏表示欢迎，在公事方面，如果何留驻北平，北方将会发生严重的困扰【5】。
毕竟中国方面不想真的激怒了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因此蒋提出成立一个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勉力维持华北苟延残喘的局面，使“内外暂可相安”。12月5日的一整天中，何应钦与秦德纯、萧振瀛、陈仪、熊式辉等会商，决定如何要宋哲元单独负起华北的责任。
7日，日本外、陆、海三省批准了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8日，何应钦派熊式辉回南京向蒋报告。9日，由中共组织和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等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二十九军卫戍司令部附近时，大批士兵将学生们包围，又是打、又是抓，试图驱散示威人群；被冲散的学生重又聚拢，他们约有3000余人，准备去预定成立“冀察政委会”的外交大楼去举行总示威，当局以为学生们要冲击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因此不得不调来一个连和武装警察进行防堵，最终在这场冲突中有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
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并准备新的斗争。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联又发动了1万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队伍冲破了军警的阻拦，汇拢到天桥广场，在那里举行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委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项决议案。当游行队伍入城后，再次遭到军警的冲击和镇压，有300多人受伤、20多人被捕。
宋哲元方面之所以要压制学生运动，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宋认为学生运动是扰乱治安，是对自己经略华北的干扰；第二、宋认为学生游行罢课是荒废学业，故予以严加取缔；第三、宋认为学生运动是共产党煽动的，此事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他自然不能做事不问，而且此事日、蒋也都反对，他更不能不问。但宋哲元还是明白学生们的爱国心情的，因此他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威吓学生、驱散学生，并使类似事件不再重演，而不是血腥镇压。
17日，北平学联通过决议，宣布各校继续总罢课，向政府提出取消“冀察政委会”、释放被捕同学等要求。在此情况下，南京方面责令教育部长王世杰派人北来，声称要调查学生闹事的“真相”和“背景”。宋哲元则发表《告同学书》和《致大学校长公开信》，要求“制裁共产党分子之煽动”。
在这种舆论压力及混乱情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到18日才正式成立，但严密封锁了消息。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宋三大政治势力在华北互相角逐和最终妥协的畸形产儿，是具有日、蒋、三重性的怪物。
政委会的产生是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的结果，是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的结果，也是宋哲元利用日蒋矛盾在其夹缝中力图自保的结果。因此对于这个机构，三方实际上都还不能十分的满意，但作为曾经卸职的疆吏、失意的军人、走投无路的“沦落客”，宋哲元能一跃成为平津地区的“天之骄子”、华北地区军政巨头，他的内心自然是更为满足的，为此他事后高兴地说道：“冀察兵权、政权既经统一，自信有维持地方、应付日方之能力。”【6】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中，属于二十九军系统的为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石敬亭、门致中、萧振瀛等六人，属于东北军系统的有万福麟、刘哲、胡毓坤、程克等四人，其他七人虽然具有亲日色彩或与日人过从甚密，但同时与蒋、宋也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这个委员会中反日实力派是远远胜过亲日派的。以后由于日方坚持要增加亲日派人数，以至于宋哲元为了应付和掌握，当日方每增加一名亲日派时，宋必随之增加一位反日派。
冀察政委会虽然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用人行政的权力却掌握在宋哲元手上，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实际上已成了变相的自治。这种局面虽不是蒋乐见的，但也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二十九军半独立的美梦，借着财政便利，二十九最终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七万多人的雄壮武装，并在抗战初期再次崭露头角。
冀察政委会的设立，使日本军方所期盼的“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的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的阴谋只得暂时搁置。
只是一小撮狂热的蛮干分子还在蠢蠢欲动，试图在华北问题上建功立业，再加华北日军大量增兵、中日两军情绪不断对立，乃至出现多次摩擦，酿成两次丰台事件、大沽事件等，这便成为七七事变的诱因之一。
此后，宋哲元与日方折冲樽俎，备感苦恼，在很多事情他既不能让日方满意，也不能让蒋满意。如1937年5月张自忠未经中央许可，即率一部分军官前赴日本“观光”；蒋认为“大夫无私交”，在中日关系紧张时期，宋哲元随便同意张自忠的行动，大为悖谬。
但是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宋哲元的基本态度：1935年蒋在庐山对秦德纯指出“拟将维持华北的重任，交由宋明轩将军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蒋也一再对宋指出“政府抗日准备未完成前，不要轻启战端”，正因为如此，含垢忍辱的宋哲元平时虽然不免痛苦，但时而也非常乐观；有一次他们又受到国人的责骂，秦德纯来找宋哭诉，宋则安慰秦道：“没有关系，我们是奉命如此。现在报上用五号小字骂宋哲元、秦德纯是汉奸，但包管将来有一天用头号大字登载宋哲元、秦德纯是英雄。”【7】
日方想以王克敏等投日派替代宋哲元，但一直不能得手，日本人鉴于萧振瀛“不能以诚恳态度相待，仍要耍弄权术”，由此招来日本人的反感。日方屡屡向萧施压，要他兑现“承诺”，萧弄得没法，宋哲元于是建议他出国避避风头，可以缓冲一下【8】。1936年6月，萧振瀛出国，张自忠接替了他天津市长的职务。
蒋对坚持大节的宋哲元还是基本满意的，1937年6月22日（即七七事变半月之前）在亲笔信中，蒋如此写道：
明轩吾兄勋鉴：
戈参事（定远）来，接诵手书，感慰无涯。中（正）夙信吾兄公忠体国，必不负中央付托之重任。兹闻近况，益信兄苦撑精神，久而弥笃,幸为自慰。冀察之事,盼兄酌情处理。此间只有为兄负责,设法解除困难,决不使兄独任其难独受群谤。一切望沉着应付,努力前进。成败毁誉,愿与相共。外问挑拨离问之言，别有作用,以后必更加甚。惟在彼此心照,均不置信而已。总之,中央倚畀吾兄之重,有加无已。而中（正）对吾兄公私俱切，更不待言。长城在望，吾无北顾忧矣。余托由卓超参事面达一切。专此布覆，即颂近祉。
中正手启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1984年，在纪念宋哲元百岁冥诞时，作为国民党要员、亲历过华北危局的张群曾感慨地说道：“宋哲元将军秉怀忠义，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兼主冀察政务，秉承中央决策，忍辱负重，虚与敌人周旋，折冲樽俎，争取抗战之准备时间，使敌人两年来未敢举兵再犯，而政府努力长期抗战之准备，亦赖以更加充实。”【9】
此言可谓对宋的盖棺之论，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因病早逝，死在了虽未完责任却足证志节的时刻。
===========
【5】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
【6】转引自吕伟俊主编《宋哲元》，P170
【7】秦德纯《七七前夕忆抗日三名将》
【8】参见刘汝明《七七抗战与廿九军》
【9】转引自《宋哲元》，P218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