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能够做到将我们的善性扩而充之后我们，就可以将自己的善性推及黎明苍生。
我们要将自己的善心推及黎明众生，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诸如通过写书，艺术，或者从政等等途径来使自己的善性推极广大民众。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最常见的儒士们将自己善性外推的方式，便是去官场上从政。这是他们的首选方式，其原因是通过从政带给人民的善是普及整个国家的，而著书能够带来的影响更多是对后世的影响，而非当下的影响。较其影响力，显然没有从政为人民带来的影响来的广泛。所以更多儒生都选择从政这一条路，如果从政这一路行不通再去另选他路。
我们都会儒士所从事的政体也有了一个新的命名：儒士们所从事的政治并不能被笼统地称为政治体制，而应该被称为仁政。仁政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我们内心之仁以及这个政治体制这两者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其二是他们应有一个逻辑先后关系，我们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是从我们的仁心推出的。
细说仁心外推之后我们所从事的政治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便是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位份之别，以及做好自己该尽的本分。
如在春秋时期的春秋五霸之所以会被称为三王之罪人，便是因为他们僭越了自己作为诸侯的权利，代替王来统领其他的诸侯国。即便他的行为在外在看来是正义的，这也不能改变他已经逾越了规则的事实。而春秋五霸做出的这种行为，也为他们底下的诸侯国带来了更不好的影响。因为规则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底下的诸侯国也会想要跟随春秋五霸的步伐使自己也能跟春秋五霸一样统领其他的国家。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就导致王的权力越来越小。而在诸侯之下的那些大夫看到他们顶上的诸侯王这样做，自己也会跟着附和且“助纣为虐”。这是时代顺应的结果，因为时代中所有人都这样，所以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原本的道德准则便被扭曲了。
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人们又往下走，越便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活。
但是孔孟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继续去传道，仍然有人愿意采纳儒家的文化，这就说明王与诸侯并没有失掉自己本心中最根本的善，他们仍向往国家能够达到儒家想表达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效果的。儒家最终给到君王的国家的理想图景是君王都认同的，而儒家实行整个体制的方式，也是诸多君王愿意去尝试的。
但即便王与诸侯仍然向往着那美好的结果，他们仍然没有选择采取儒家的观念，最根本的原因是若他们采取了儒家观念，他们行使于儒家的规则之中，并不代表别人也行使于儒家的仁义的规则之中。当你只遵守自己行使的个人规则时，只会让你一个人死在手里的闭环之中。这一点是儒家在乱世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只有你一个人在守着仁义礼智，只有你一个人关注人民的精神发展，其他国家却使人民的本能性驱动他们征伐不择手段，为了强国而剥削民众。在短期时间之内，你根本不可能打败这样将人民塑造为战争机器的国家，因为他们早已抛弃了人性中高贵的道德层面，成为被侵染的理性。
就算我们假设所有的国家都愿意遵守仁义礼智的这套体系，这也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君王都愿意利用自己的德性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因为君王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他完全有权利不去约束自己的道德而去管束别人。即便君王深明国家富强之大义愿意去管束自己，他们也有可能由于自己没有政治能力而需要别人的帮助。那么那些没有站在最高位的大臣，又如何才能使自己完全失掉私利而去帮助国家发展呢？当自己舍弃了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是否心中也会有不甘呢。在你推进仁政的过程中，是否整个政治体系也有可能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是否是一个长久之计？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
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之中，由于我们原本儒家体系中的王道的时效性就并不强于霸道，在我们慢慢推进仁政发展的时期，可能别人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那么在这样的生与亡的抉择之中，我们是肯定不可能冒着国家牺牲的风险而去追求我们内心的那个崇高的精神理想的，这样的追求是愚蠢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使仁政真正的在无论战争或和平的时期都能够继续推行下去呢？
现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推测：我们不可能只让仁政出现于和平的盛世，这样的话仁政就是不完善的。所以我认为仁政无法推行这可能与君主专制的这种政体有很大的关系。
君主专制使我们所有的国家体系的分支都由一个人发散开来，所以那个人若能够治理好整个国家，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那个人没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欲望那么整个国家就有可能毁于一旦。所以若我们将国家的权力一分为几份使之相互制约的话，我们是否就有可能去运行更好的体系呢？
在君主专制的体系之下，仁政的推行是依赖个人的道德的，是依赖于个体的。个体又是一个不可控的东西。即便我们让孔子来统治整个国家，我们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真正的有能力继续维持理性层面的政体，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这一生都守仁。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