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司马迁,一定会跟着说《史记》。对司马迁的了解迷迷糊糊,扫一下书架,看到此书,确定浅读一番。
读后做了读书摘记
司马姓氏的由来
在周宣王时代,重黎的后人叫程伯休父的,失去重黎氏世代相传的职守,做了司马这个官职,以官职做氏,从此就有了司马氏。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做了史官,即太史令,也称太史公,司马谈说他的祖先为“周室之太史”。司马迁也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迁编写《史记》的起因跟家源、职位有莫大关系,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影响,可谓深刻。
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生长于汉王朝的文、景时代,主要接受了文、景时代的影响。
当时的社会实行的是黄老之道,即道家学占了统治地位,主张“清静无为”。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黄子既是黄生,好黄老之术。
作为史官,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汉代有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受《易》于杨何”,《易》讲阴阳吉凶,和天文星象是有关系的,而杨何是《易经》专家。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武帝提倡儒家思想,百家尊儒。司马谈在期间做了太史令,他所接受的黄老之道远离了统治思想,于是就有了《论六家要旨》。
司马迁的童年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诞生于龙门。龙门是古代的一座名山,横跨黄河两岸。“鲤鱼跳龙门”在中国有很好的寓意,司马迁算是跳出了“龙门”,成龙飞天了。
司马迁十岁诵古文。在当时,一般学童要在十七岁才能背法律条文和缮写九千字,学会“八体”的书写。司马迁可称得上是一个神童。
司马迁的青年
从二十岁开始,司马迁开始访问名山大川,遍行天下,搜寻古代诸侯的历史,知道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逸事、逸闻,了解了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对他之后写《史记》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公元前122年入仕,做了一名郎中。当时的郎中官职不大,但是皇帝出行时车驾的侍从。郎官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平常是很有光彩的。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汗王朝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时司马迁取得了汉武帝的信任。奉使西征,使司马迁对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有了认识,对他后来写《货殖列传》有很多帮助。
司马迁的重要时期
封禅大典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特别隆重的典礼,先要到泰山顶上筑坛祭天,这叫“封”,然后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辟地祭地,这叫做“禅”。
汉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
司马谈病重不能出行,气急攻心去世,遗言司马迁:“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谈的遗言更加坚信了司马迁编写《史记》的决心。
司马谈逝世三年后,司马迁正式做了太史令,这是司马迁从事著作事业的起点,开始了著述工作。
“天下遗文古事,糜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的职位给司马迁不少便利。
元封元年,汉武帝封禅典礼,元封七年,以司马迁、公孙卿、壶遂和侍郎尊、大典射姓等共同制定汗历,即有名的《太初历》。
《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即以含冬至之月(十一月)后两个月之月为正月,是所谓“夏正”,是孔子以来“行夏之时”理想的实现。它不合于“五统”系统,而合于“三统”系统。所谓“五统”,以金木水火土循环,所谓“三统”,以黑白赤循环,以夏为黑统,殷商为白,周为赤,汉朝撇去秦朝,以汉接周,定为黑统。
司马迁在开始写作的七年,是跟随汉武帝不断出行的间歇著书的。
李广之孙李陵攻打匈奴,招人妒忌没有援兵,坚持到最后兵败投降。消息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昭司马迁询问看法。司马迁觉得李陵“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绒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司马迁就这样得罪汉武帝,遭李陵之祸,得了死罪。
以汉朝法律,两种情况可免死罪:一是拿钱赎罪;一是甘受腐刑。司马迁官职不大,拿不出钱,而《史记》也"草创未就",他不想死,于是选择腐刑。
“每念及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腐刑带给司马迁极大的心理创伤,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有“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有“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说明在腐刑之后,司马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著书上,且已完成。这一年司马迁五十三岁。
《史记》的简述
《史记》记事,开始于黄帝,终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收尾上下,包含汉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它的全书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它是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不同体例,并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它的完整系统。
对于六家要旨,读完甚觉经典,联系当今社会,也觉道家学说为如今社会之良药。
功利社会,心浮气躁,人与人论利益,情与情讲条件。人与情失真,唯利是图和金钱至上,是时候静下心来梳理内心了!
录入全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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