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美好的事物，总是转瞬即逝。
1997年，86岁的杨绛，眼见自己唯一的女儿钱瑗住院两年后病逝。
一年后，挚爱一生的伴侣钱钟书也在因病住院四年后撒手人寰。
在老病相催的人生暮年，在家和两所医院之间奔波劳顿，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四年。
最后，一家三口，两个最亲爱的人仍相继离世，一转眼，只剩下了她自己，孤老一人。
曾经的家也成了旅途中的客栈。
四年后，92岁高龄的她，回顾过去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强忍悲痛，把女儿在病床上未写完的《我们仨》继续写完。
这本书的前两部分，写他们俩老了，他们仨失散了，悲伤的气息，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在她平和的笔下，没有“死亡”这样冰冷的字眼，沉重的死亡，如梦境一般，亦真亦幻，朦胧缥缈，但那份难言的失去的哀痛，克制却强烈的悲伤，却让人感同身受。
看到书的第三部分，又让人会心一笑。
一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日常，杨绛用大量的篇幅，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
从1935年二人结婚开始，到1998年丈夫离世，仿佛这63年共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一家人又重聚了一次。
这神仙般的爱情，这愉快的家庭氛围，让人心生羡慕的同时，又不禁感叹：
原来，这就是一个家庭最美好的样子。
part 1
温暖
夫妻和，子女孝，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报。
1.不争吵
自古家和万事兴。如果一个家总是争吵不断，不管谁赢了，最后都会让这个家庭的气氛受到消极的影响，对整个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
人们常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一个和谐的幸福家庭，从来不争对错。
杨绛和钱钟书，也曾有过争吵。
书中记述，两人曾因一个法文单词的发音，而引起争论，双方谁也不服谁，说了很多伤感情的话。
后来请一位会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
最后钱钟书输了，很不开心。
杨绛虽然赢了，也觉得无趣，也很不开心。
他们都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也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
自此以后，他们约定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后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保留自己的见解，也不勉强对方，让对方自己决定。
2.不责备
一个家，遇事不责备，才会走向兴旺。
杨绛刚生完孩子，还未出院，钱钟书每天到产院探望，常哭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则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会洗。”
后来他又把台灯砸了，她又安慰道“不要紧，我会修。”
再下一次，他又说把门轴弄坏了，门不能关了。杨绛依然安慰他“不要紧，我会修。”
她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
他做的种种“坏事”，回寓后，她就真的全部修好。
一个还没出院的产妇，面对笨拙、还帮倒忙的老公，换做别人，即使不责备，心里也会不舒服，杨绛却还安慰他，如此体谅，实属难得。
杨绛说：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
“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
夫妻之间，彼此欣赏，互相理解，相互信任，这样的关系，怎会不幸福呢？
3.子女孝
文革时期，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
他们的女儿钱瑗，想回家看望父母，而她属“革命群众”。
于是钱瑗贴出大字报和父母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一言不发地偎着母亲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为妈妈缝制睡衣。
后来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又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
钱瑗去世前不久，她自己已经不能进食，仍不放心妈妈的一日三餐，特写信，教妈妈如何做简易饭食。
如此细心体贴，温暖孝顺，让人看得不禁泪目。
part 2
有趣
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家，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钱钟书总爱和女儿一起玩闹，女儿也爱和他没大没小的玩闹，从五岁到五十多岁，这样的欢声笑语一直都在家中萦绕。
五十多岁的钱瑗，回到父母家，钱钟书依然在她屋里捣乱。
在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她刚脱下的沾满尘土的皮鞋。
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有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等，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
沿着枕头是她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
钱瑗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
钱钟书则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而他已经笑得都站不直了。
杨绛看着他们玩闹的战场，再看看钱钟书肚子里翻滚的笑浪，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以至于电话铃声响了，他们都没有听到。
这样和谐的画面，简直让人羡慕不已。
钱瑗去世前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可见，这样有趣的家庭氛围，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这不仅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直接影响并塑造了她的良好性格。
part 3
上进
每个人都奔着自己的目标，孜孜不倦地追求。
杨绛说: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丈夫钱钟书，不求官，不求名，只愿一生读书做学问搞创作。
本来学外国文学的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后，被借调到古典组，选注宋诗。
非科班出身，也没有一个助手，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自己就读遍了宋诗。
可以想见，工作量之巨大，治学态度之严谨。
他的小说《围城》火了以后，被改成电视剧，很多人慕名而来想一睹他的风采，杨绛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女儿钱瑗，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立志要当教师的尖兵。
她担任教材编委会的审稿，认认真真，一下子找出抄袭的论文。
她担任北师大中英英语教学项目的负责人，一丝不苟，大胆挑战权威的外国专家，并拿出参考书，让专家心生赞叹并承认得益不浅。
眼看着女儿成长，父母心上得意。
她对工作兢兢业业，丝毫也不偷懒，每天超负荷工作，无限量加重负担，父母又暗暗心疼。
杨绛，则在翻译和写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
直到102岁，仍在翻译柏拉图的名作《斐多》。
爱女和爱人去世后，仍写就了《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这样的著作，并夜以继日地整理出了钱钟书所有的学术遗稿。
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她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写在最后
2016年，杨绛先生走完了105年的人生岁月，他们仨的故事就此落幕。
但是人世间，还有很多个“我们仨”或“我们几个”的故事在继续。
他们的温暖故事，永远提醒并激励我们:
在这短短的一生中，积极生活，创造快乐，温暖家人，永远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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