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要经过的汕头老城街道，两边都是那种古老的骑楼，估计它至少也是民国时期的老建筑，骑楼下占据了各种摊位。听老家人说，潮汕人宁愿骑个自行车在大街上摆摊也不愿意进厂里打工。宁愿走南闯北也要拼出个生计来，老林可能就是这一类人。而我显然是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对这大山外的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好奇。
并不宽敞的街道也往深处越来越拥挤，熙熙攘攘各自盘算着如何在早市获利的人群，对大舅驾驭的这具庞然大物熟视无睹，大舅和我坐在高高在上驾驶室内俯视着下方纵横蚁行的人群，手足无措。大舅不敢按响STRA的高声长号，人群这么贴近，它若响起足以震撼倒一大片。身处异乡的单车，被愤怒的群众砸了玻璃或者揪下来暴揍一顿，不是没有可能的。
大舅伸出左手，用力敲打车门，发出“嘭嘭”的响声来提醒车前的人让道，让我也在右侧车门上敲打。车挪挪停停，慢腾腾的，如同一只身陷泥沼之中的大象，踟蹰不前。
好不容易才从这人海如潮的集市中抽身出来，太阳已经飞身上了了屋顶，大舅松了一口气，说：
“进城的时间晚了一点，要凌晨二、三点经过就不会这么堵了，大城市就是人多。”
老林还在后面的床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而我一路几乎也没有合睡，但年少的我依然精神抖擞，神采亦亦，就像服用了兴奋剂一般。
我们的大货车要通过轮渡横渡海峡，到达对面新成立的达豪工业园区。估计它也是模仿深圳特区的经验而成立的。汕头离深圳当年的这个小鱼村，只有几百公里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许多贫穷的老百姓，不顾生命危险，通过泅渡，夜间翻越铁丝网偷渡香港，一位刚复出不久的老红军干部感叹，老百姓连死都不顾逃离，贫穷不是革命的初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不顾个人得失，在深圳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建立起了工业园区引进外资，建起了一座又座的工厂。我想起了初中时，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外号叫“香港”，时不时穿些香港捎来了的“奇装异服”。大概他家的有亲戚也是逃港过去的。
车前进至一个转盘路口时，大舅不知道该从哪个路口走，在路口上停了下来，左顾左盼。老林是普宁人看来也不清楚要怎么走，这时路口上一个黑瘦，眉骨突起的中年人向我们的车走来，麻利地攀上车，告诉大舅，不是这样走的，去轮渡要怎样怎样走。到了去轮渡的路口去，他伸出手掌，说：“伍元”。大舅赶紧掏了伍元，他接了钱后又敏捷地跳下车，又站在了转盘中央守候，看来他还是个专业的“带路党”！
这一路上过桥有关卡，遇见交警拦车要交罚款，路上走一段又要经过一个收费关卡，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风尘仆仆，终于快要到目的地了！
终于看到大海了！那是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大海。却不是想像中的大海，那是风平浪静的大海，海水里泛着黄色的泡沫随着微浪漂浮在海岸边，远处的海岸线弯曲成弧线半包着大海，显现不出大海的壮观，汕头的海并不是蔚蓝色的，而是带着微黄的青色。
轮渡船很大，看起来像个大平板，几十部大货车开上去都不在话下，要过渡的人也挤满了船。大舅小心翼翼地把车开上了舢板，慢慢的把车挪上了渡轮的甲板。三个人都还坐在车上，没有下车，渡轮开始慢慢地向对岸缓缓移动。我坐在驾驶室内兴致勃勃的观看着海岸两边的风景和海面上来往的船只。
忽然，车门呯呯作响，一个戴着大盖帽的人站在车门下方，一脸蛮横，厉声喝道：
“下来，都给我下来！”
我们几人爬下车，那个大盖帽指着车子，对大舅说：
“你为什么不熄火？”
大舅赶忙陪着笑脸说：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要熄火的。”
说完赶紧又爬上车把车钥匙拧下，熄了火。大盖帽依然阴沉着脸。
“罚款伍十！”
大舅连忙堆着笑脸，与他说：
“同志，我这大老远过来的，也不知道你这船上的这规矩，能不能酌情少点？”
老林操着很难懂的潮汕话堆笑着与他交谈了几句，大盖帽板脸对着大舅说：
“过来”
大盖帽说完领着大舅朝轮渡的一间小屋子里走去。大盖帽在屋子里的椅子上坐定后，对大舅说：
“看你也是第一次上轮渡，三十吧。”
大舅把从兜里掏出了三十块钱，毕恭毕敬地递到大盖帽手上，大盖帽把钱扫进抽屉。
“好啦，下次注意上轮渡要熄火！”
车在海边公路上行驶着，我望着窗边外的海，与我想像中的海并不一样，心里不竟有些失望。车在路上行驶着，海风从车窗呼啦啦的吹过，带着一股从未感受过的腥臭袭来。路边的滩涂上木桩连着网，把海面分隔成一块一块，里面还密布许多小箱子，那是在近海养鱼吧。车行驶在偏僻的路上，房屋零落，杂草丛生。过一阵，车驶入了一个建筑更多的宽阔区域，道路纵横，一座新城的雏形已经建好，厂房与住房却稀稀疏疏，可能这个工业园区拓土动工不久，该建的都还没有建成。一切都还在萌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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