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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曹寅与康熙》
曹寅以包衣身份供职内务府与銮仪卫，在京城住了十五年。当差时，起居一如满人，列队皇家仪卫，随皇帝骑骋，狩猎于长城之外；退班后，又承文人传统，同一票汉人吟诗作赋，优游乡野林间。
有不少 1679 年赴京应试“博学鸿儒”科的汉族文人与曹寅来往，他的年少才华，或许还有他父亲曹玺的家财
从这几个标准来看，只要做了官，声望、权力、财富、闲暇也就随之而来，这人自然也就晋阶为上层阶级的一员，而在其他社会则不必然如此。
以职业、权力、所得、生活水平、教育、职务、知识或其他判准而区隔的社会和经济社群及人群范畴，可用阶层（ stratum ）与等级（ strata ）二词加以表示
我同意沈德思的观点，阶层通常适合用来指涉范围较窄的群体：在中国的社会里，考取功名，或年收入二百两白银，或是拥有官衔，也不足作为决定阶级地位的判准。但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质，某个层级之上的官位似乎在判别是否属于上层阶级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地方精英”，意指非属汉官精英、旗人精英、皇族精英的汉人、满人，他们与这些精英沾亲带故，或拥有资财，或别有专精，或通过科考或捐了个功名，或拥有世袭爵位，所以有能力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还可望从这些精英成员身上得到好处。在每一类精英之中，因为品秩、财富的差别，还有层级的差异。
曹寅虽然只是个包衣，却也是上层阶级的一员。这从他的生活形态、教养、交友和他的品位表露出来。他虽然没参加过科考，也没在正规的官僚体系任职；但是曹寅以他在皇族精英中的地位，也能跻身上层阶级。他的孙子曹雪芹虽然家道中落，官位尽失，而且也没有功名，但也算是上层阶级的一员。他的诗才，还有他在统治精英集团的有力朋友，得以确保他在地方精英阶级中的地位。曹寅在京城和苏州的友人圈，有一些是汉官精英，但大部分可能是地方精英。这是从他们的生活形态而非其功名所做的论断。
我们接下来要审视曹寅的一生，这正是一个在常规官僚体系以外拥有官职生涯的例子。身为皇家精英的一员，曹寅与汉官精英、旗人精英合力办差，并在地方精英身上寻找社交的刺激。他的生活虽然引人好奇，又常涉及皇帝委派的秘密任务，或上呈密折，经手垄断行业，但是不要忘了，曹寅是统治集团的成员，稳居上层阶级。
尤侗、纳兰性德、程义都是曹家的朋友。恽寿平、禹之鼎、戴本孝可能是受曹家之托。而为这个集子为文作画的第三类人则可能出于对曹寅想法的认同，而自觉应该有所贡献，或是因为他们由衷敬佩曹寅的孝心，又或者因为当代俊彦都共襄盛举，他们不想被排除在外
任官受到谨慎的控制，虽然不至于完全排挤汉人平民，然而旗人精英占据了多数高阶职位；在中阶职位，汉官精英与旗人精英其实平分秋色；而低阶职位则大多由汉官精英接任，当然也并非没有旗人精英。
旗人精英任官的时间比汉官精英还长：整个康熙朝，旗人精英担任苏州知府的任期，平均是四点三年，知县任期则是平均三年，而汉官精英在这两个职位的任期，平均都是二点七年。
如果把焦点放在“乡绅”这个词，并让曹寅和其妻堂兄李煦自己来分析的话，这个词很快就会溢出我们的掌握。但李煦曾给过一个明确的列表：他把二十一人称为乡绅，其中两人是翰林庶吉士，十人是四品到七品的退休官员，一人即将走马上任职，六人是进士，两人是举人。
除了少数退休官员之外，曹、李所谓的乡绅究竟是指哪些人？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指涉，而是泛称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不过有时会特指拥有功名的人，尤其在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正式场合。换言之，对于康熙朝晚期公务繁忙的两位官员来说，乡绅一词并不总是依特定品第或功名而清晰界定的。
就曹寅而言，他在京城结交了这些广义的地方精英，请他们为追思父亲的集刊作画赋诗，在苏州与之论交。就算有些地方精英不愿加入为满人皇帝效命的汉官精英，或是重要职位已被旗人精英占据而认为升迁无望，又或慑服于某个皇家精英，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把酒言欢；尽管他们之间多所不同，但他们都同属上流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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