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30年了，我的眼前还时常出现他消瘦的身影和白皙的脸庞。他从没有与我说过话，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地看过我，可是我却忘不了他的脸，那平静得近乎没有表情的面容。
那时我在小学读书，而他是一个初中生，我们并不在同一所学校。我碰到他的时候，总是在我家的屋后的那个公共自来水池旁。他每天都端着一个洗衣服的大木盆，里面有时是白色的衬衣，有时是大块的被单。那时洗衣服大多数是妈妈和女孩子的事情，因此我很好奇，为什么他家会是一个男孩子洗衣服，而且他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衣服？其实他家只有三口人。 他的姆妈，涂阿姨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家里的大小事情都要她说了算。 北京的冬天很冷，她却还保留着南方人的习惯，屋里很难得生火。因为她嫌生煤球的炉子太脏。她说在这里衣服才穿一天就赃了，非得每天换洗才行。她甚至还保留南方的习惯，不用搓板，用一个木头棒槌打衣服。
那一天，天真冷，英哥又洗了一大盆床单。他的手在冰冷的水里冻得通红。身体在寒冷中簌簌地发抖，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还只穿一条单裤。他洗好衣服就匆匆地跑回了家。不一会儿，我却看到涂阿姨拉着他回来了。她似乎没有看到水池边还有很多人在洗菜，大声地训斥英哥，说衣服没有漂洗干净，随后把一盆刚刚洗过的被单重新扔回了水里。
英哥深深地低着头，他那平时里总是白得没有血色的脸上涨满了红色。然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他的脸上甚至没有不满和伤心。仍然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 后来我才知道，他并不是涂阿姨的亲儿子，有人说他是抱来的孩子，有人说他是阿姨妹妹的孩子。涂阿姨自己不会生小孩才领养了他。他是要给涂阿姨养老送终的。
到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他一下子长得很高了。我要扬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本来我已经把他给忘了，因为我和一群年龄一样大的小伙伴整天一起玩，根本就没注意到他是不是还去洗衣服。那一天，在水池旁，我听一个阿姨说他很勇敢，从一群马蜂的袭击里救出了自己的好朋友。原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那个同学去捅马蜂窝，引得一群马蜂扑了上来。在这危急的时候，他脱下上衣，蒙在朋友的头上拉着他跑了出来。后来朋友的脸还是肿了好几天，如果没有他，那个朋友就被蛰死了。
那故事让我很佩服他。有好几天，我都在水龙头边故意地等上一会儿，希望碰到他，看看他是否有马蜂蛰过的伤。他真的出来了，还是端着那个木盆。我赶快跑过去说：“你被马蜂蛰了，是嘛？”他竟然对我笑了说：“没有。我跑得快，马蜂追不上。”我发现，他笑的时候嘴角是向一边歪的，苍白的脸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他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笑得不好看，那个笑容在瞬间就消失了。他低下头从我身边很快地走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自己应当有他这样的一个哥哥。
好像是一晃就过去了四、五年，我到北京去读书，很少回家。零零星星地听说他在中学里的学习成绩很好。老师特别喜欢他。如果那时有高考，他是一定可以上大学的。涂阿姨没有送他去当兵。而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们很多都走后门当兵了。不过他也没有下乡，因为他是独子。他留在了家里，一直都洗衣服。
后来可以高考了，他很努力地复习，却只是将将地过了录取分数线。如果去外地他是可以上大学的。但他却在本地上了一个中等师范学校，听说是涂阿姨不同意他去外地。 当我大学毕业在北京市的一所学校里开始当老师的时候，他也在县城里的一所中学当了物理老师。涂阿姨常来我家串门，她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英哥在学校是模范老师，学生很喜欢他。校领导也很重视他。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替他高兴，那个瘦削的身影又出现在面前。
又过了几年，一次探家的时候，妈妈说，今天涂阿姨的儿媳妇来了，就在那边。我顺着妈妈的手指看到了一个园园脸膛，身体健壮的姑娘。妈妈说，她是邻近一个村里的生产队长的女儿，特别会干活。现在英哥再也不洗衣服了，都是这个儿媳妇洗。儿媳妇是涂阿姨看中的。她很漂亮，说话的时候像涂阿姨一样声音洪亮。看得出来，她也是在家里说话算数的人。
那天，真凑巧，在门口我竟然碰到了英哥。他似乎胖了一点，走路的时候也还是喜欢低着头。他穿着一件兰色的卡其布列宁服，身上平平整整地，没有一个邹折。碰到我的时候，他好像楞了一下，也许是想打个招呼吧，但却什么也没说就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看到他的脸比过去黑了一些，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大男孩了。
当我从南京读完了硕士回到京城的时候，涂阿姨病倒了。是中风后遗症，瘫在了床上。我不能够想象，那样一个要强的人，怎么能够忍受这种身不由己的痛苦。听说英哥的媳妇，每天都从自己的家里赶到婆婆这里，为她洗澡。我妈妈说，别说是一个养子的儿媳妇，就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媳妇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我问妈妈：英哥呢？他在做什么？妈妈叹了一口气说：不知道为什么英哥无论如何不愿意当中学老师了，他现在在县城里开了一家无线电修理铺。好像生意也不怎么好。“
第二天，在一个偏僻的小街上，我找到了英哥的无线电修理铺。那是一个只有一个门面的小铺子，夹在一家发廊和一家杂货店的中间。小小的门脸上写着很漂亮的几个隶书－“明远电器修理”。
我走进小铺，英哥正在柜台后面的工作台旁，低着头修理一台彩色电视机。他没有抬头说：“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透过桌子上台灯的光，我发现英哥的头发已经有些灰白了。他消瘦的脸上出现了很多邹纹。看起来老了很多。 我环顾周围，在这个不大的小屋子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旧电器。一台90升的小冰箱，被卸下了前门，直通通地敞开斜靠在货架旁，一架已经不再有人要的十四英寸牡丹电视机，放在柜台的里边，标价100元。
英哥放下手里的电烙铁，抬起头看到了我。他怔了一下，认出了我，然后客气地说：你有什么要修的吗？ 我感到有些不自然，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没什么，我只是路过这里来看看。你的生意好吗？”
“还不错！我每天能做一两件活，付这店的租金是足够了。”
“为什么要开店，到北京去闯一闯路子不好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冒出了这样的话。
英哥看了我一眼，却没有回答，转身回到了桌子旁边，又开始了工作。我迟疑着，为自己的冒昧后悔，走向了门边。
“我喜欢这个店。“英哥突然抬起头说。 “在这个店里，只有我自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人来管我。这些损坏了的电器，在我的手里修好，它们是我的孩子，我把它们从破旧和苦难里救出来。我喜欢一辈子只做这件事。” 英哥对我笑了一下，那斜向一旁的嘴角，在他苍白的脸膛上刻出了深深的一道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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