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漫游里，杜甫曾仰望过李白的仙风道骨，也曾了解过高适豪迈的志向。然而家族中的变化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促使他心中最终形成了另一个追求的目标、努力的方向——为皇帝效劳。
于是，杜甫毫不犹豫地来到了长安，遭遇了第一次不得志，就是那次“野无遗贤”的科举考试。我想，这次榜上无名，可比第一次落第给杜甫的打击更大，更深。因为，这次他已是下定了决心，要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去奋斗的。而上一次他的目标感并没有如此强烈，多半是家族给予他的观念，让他做出了看似正确其实盲目的选择。
那时的杜甫，一定会回想起，曾经那些与李白高适一起度过的“潇洒时光”，那不用说，杜甫的思想一定是混乱的，是交错的，是矛盾的。
不过，杜甫挺过了那一道道关卡，那一道道让他怀疑自己的难关。因为，无论是求官心切，还是生活所迫，他心里定是向往自由的。这种想法时时刻刻都会存在，而且在试图不顺时，会越来越明显。
既然，已经再一次重塑了目标，杜甫也开始更加努力的为之奋斗。
他到处去求人赏识，希望通过非常规的手段来得到官位，为皇帝效劳。可是过程哪有那么容易，所以杜甫不得不以一种“请求”别人的角度，去得到赏识。就算他的干谒诗写得那么豪气，他生活中的坎坷也可想而知，并不是与诗里豪气相符。那，杜甫在长安的十年，所显现的作风，定与他的性情并不相符。也就是说，杜甫为了实现目标与理想，抛弃了自己真实的相貌。
心中有所不甘，他可以向韦左丞长等人诉说不平；但心中的矛盾，他只能自己咽下去。
之后，杜甫又抓住了机会，作了《三大礼赋》，这次恰好被皇帝看到。也是杜甫自己急于得到官位，写的也很符合玄宗当时的口味，所以，得以来到集贤院，参加了一个人的考试。那个场景，他也曾在多年后提及过那是个使杜甫终生引以为傲的事件。
也许，正是这次考试发挥“自我感觉良好”，杜甫第二年就与几位朋友一起登了“慈恩寺大雁塔”，但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大雁塔》中，他表达的却是国家已经有了不少的隐患，是那表面上“太平盛世”局面下的动荡不安。那时的杜甫，心里也许会很苦恼，到底如何才能让皇帝知道“山河破碎”的前兆？到底怎样才能拯救这个国家与这些人民百姓？
你能说杜甫有了这种想法后，他心里不矛盾吗？这伟大的诗人，看到了不远处的战乱，看到了不远处人民的痛苦，却无法拯救他们，难道他不感到内疚吗？
所以，很显然，在长安的十年时间，让杜甫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局观能力和悲天悯人之心，他从为自己变成了更多的是为国家为人民，从而使他走向了伟大。
后来，杜甫一直在等待自己的官职，他很相信皇帝，很认可皇帝。但一件件现实却给杜甫的观点举着种种反例。不过，杜甫有他自己的执着，有他自己的初心，就算安史之乱爆发，他依旧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所以，杜甫经历了在长安这十年的困守，练就了一双“慧眼”，一双帮助他透过表面发现本质的眼睛；换言之：在经历了困守长安的十年后，杜甫能够从自己的矛盾中看到唐朝的矛盾，也增长了对社会的认识，而十年的经历与他的曾经也聚在了一起，那些矛盾与冲突在杜甫再一次的反省与思考下——结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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