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救亡图存的呼声日渐高涨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不堪一击，最终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北洋海军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标志着30年来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国人自此才猛然觉悟，甲午战争的失败，不在于双方武力的悬殊，而在于体制的差距，邻国日本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明治维新运动汲取西洋文化。维新派纷纷进言上书，大力主张变革政治体制，认为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清政府逐渐开始把眼光从学习科学技术转向学习政治制度。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颁行新政，4月21日成立推行新政的专门筹划机构——“督办政务处”，刘坤一、张之洞等大臣随之奏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建议仿照日本实行宪政，从制度上改变中国。因此政府对赴日留学采取鼓励态度，希望通过文化交流来宣传君主立宪制度的优点，培养进行改制的有用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赴日留学热潮的形成。
为鼓励西学，清政府曾出台过诸多利于学生留学的措施。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下令各省官派学生出洋学习，广东、湖南等风气较为开放的省份首先响应，相继从公费中拨款派出。到1905年，由于腐朽的科举考试早已不合时宜，清政府下令在次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同时大力提倡留学日本，并允诺留学归来后有机会获得赏与举人、进士等职称，由政府分配各种官职。读书升官的途径悄然改变，学生们纷纷选择出国留学。由于知识分子的出国意愿强烈，且因战争赔款等问题导致政府经费日益短缩，于是清政府从1902年开始放宽了对自费留学的限制。为鼓励人们自备经费出国留学，国家将不限制年龄和成绩，留学的手续也更为简便，这比官费选拔更为宽松。且自费出国而考入外国大学的优秀自费生，政府可以给予鼓励将其转为官费。这种以官费生为基础、同时鼓励自费生的办法吸引了一大批人。总之，清政府赴日本求学给予的诸多便宜，其鼓励态度成效明显。
二、日本维新的成功经验及地缘优势
日本通过派出岩仓使团，明治维新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很快强盛起来，给中国朝野以强烈的刺激，国人也渴望通过模仿日本，学习西方的立宪制度，使中国走上正轨。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提到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都曾是日本的留洋学生，无法忍受西方国家的欺辱，分别到法、德等国学习先进科技思想，“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中国人渴望通过以日为师，依靠模仿快速的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日本因而成为主要的留学目的地之一。
与清政府早期所派遣的留美幼童相比，留日求学还有着许多地缘上的优势。张之洞曾说“至游学之国，西洋远不如东洋”，一在于中日之间交通便利可大量派遣；二是两国距离较近，留学生是祖国的栋梁，在中国留学生中，有许多在当时身兼重任的人，祖国一旦有事，可立即归国；三是两国文字书写较相似，“都使用汉字，是所谓‘同文’之国”；四在于经过明治维新的提炼，日本的政治思想更适合东亚国情；五是日本长期受中国影响，两国风俗、节日、思想都较为相近，留学生在生活上易适应。六是与欧美等国相比，留学日本的生活费便宜很多，根据当时汇兑行情，有时留学的成本，甚至低于在国内学校就读的成本。留日较之留美事半功倍，且成效可立显，因而成为热门选择。
三、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
除了中国社会内部各方面情况的推动,甲午战后留日热潮产生的另一重要诱因，是日本方面对华侵略政策的转变。战后日本对华政策逐渐由传统的武力侵略转变为思想渗透，主动给予中国民众文化上的帮扶，这在当时不但改变了国人对日本人是“侵略者”的看法，更是让众多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丝救国曙光，纷纷前往日本。
首先，从19世纪晚期开始，日本就不断给中国方面提出教育建议，主动迎合清政府对人才渴求的现状。刘坤一、赵尔粪、张之洞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先后收到过日本方面制定的留学建议。1898年旧历三月，北京总理衙门更是直接收到了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递交的公函：“知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我国应自支其经费”，表示日本政府愿意主动接受较大数额的一批中国学生，并承担他们学习的全部费用。同时,日本也制定了许多便于中国学生的政策。如专门开设了一批预备学校来招揽学生，预备学校主要教授日语文法，补习专业知识,提供短期培训，顺利结业后更是有望直接进入高等学校。日本大费周章的游说和帮助显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以上种种原因，共同促进了华人负笈东渡风潮的兴起，这批留日学子，此后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做出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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