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无意义”这种说法，很久之前就被跨越了
我们穷其一生，都在找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其实就是寻找我们自己。不幸的是绝大部分人找不到最终的自己，也找不到真正有意义和真正的喜好。
我不记得年轻时候有什么远大抱负，从知道可以不当老师，能进一家公司赚钱开始，我就梦想着有一家公司用我，给我一辆巡洋舰（那时候觉得开个日本三菱吉普或者丰田漫游者就很牛了），每月500元工资，爱干嘛就干嘛，我就非常知足了。
从那以后，直到出国到澳洲定居，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总在耳边，就是挣很多钱，没想过其意义，然后干什么，只是觉得有钱似乎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小父母几十元工资过来的，大都对钱没太大概念，八十年代初，万元户就成神了。
几十年转瞬即逝，中国似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好像眼里只有钱了，评价一个人，一段关系，也是以金钱来衡量，可是，到头来发现都是一场梦，包括恒大的万亿资产，也变成了万亿债务。
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巴黎著名的“花神咖啡馆”。
1941年到1945年的四年间，萨特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就是在这家咖啡馆里，他完成了《存在与虚无》这本书。花神咖啡馆现在还在，是巴黎的一个著名文化景点，菜单上印着萨特的一句话：“通向自由之路，经由花神。”这条自由之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当年，萨特坐在花神咖啡馆里，他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人的存在和物的存在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都知道，人是有意识的，而物品没有。但有意识的人和没有意识的物，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萨特看着眼前忙碌的服务员，又看着自己面前的杯子，他问自己：我们说“这个服务员是一个服务员”和说“这个杯子是一个杯子”，这两种说法是同一回事吗？他感到大不相同！说这个服务员是一个服务员并不是注定的。如果这个人下班了，或者离职了，他就不再是一个服务员了。一个人是什么，这是可以改变的。但杯子就不同了；杯子不能改变自己，它被判定为一个杯子，别无选择地就是一个杯子，就算你把它打碎了，它仍然是一个碎掉的杯子，而且杯子甚至不能自己选择把自己打碎。
人的本质是虚无
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有什么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么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
你可能发现了，区分这两种说法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意识。可意识究竟是什么呢？萨特为此苦思冥想，他一直琢磨着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句话：“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
那么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么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么意识本身呢，就什么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有点像空空荡荡的容器，需要被填充之后才能成为什么。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么东西，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
简单地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么人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
萨特还用了一对概念来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他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作“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你可以记住这一点：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是有待形成的，原因就是人的存在在根本上是虚无。好，那又怎样呢？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还是说我们必须四大皆空呢？都不是。萨特会说，人的存在根本上是虚无，这赋予了人一个永恒的需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说“大自然厌恶真空”，同样地，人也厌恶虚无，厌恶虚无背后的缺失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去填满自己的虚无，去获得某种本质。
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一名演员，现在站在舞台上，你第一个最迫切的渴望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角色，因为在舞台上如果没有角色，那你就什么也不是。这里的“角色”就是我们想要获得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先有了虚无的存在，然后我们才要去找到自己的本质。演员可以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人的本质也是不固定的。
徒劳的激情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人要怎么去获得一个本质呢？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模仿物。因为，前面说过，和人相对立的“物”是自在的存在，它有一个固定的、确定不变的本质。
所以我们看到，人总是要去占有某种东西。有的人喜欢集邮，有的人喜欢买包包，有的人喜欢在游戏里收集奖励和成就。占有这些物的时候，我们好像得到的不仅仅只是物品的功能或者效用，通过“占有”这些东西，我们还获得了一种“存在感”。通过占有“物的存在”，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本质，甚至给自己一个定义：我是一个收藏家，我是一个游戏高手，等等。
萨特把这种欲望叫作“生存者与存在物的复合”，就是渴望与对象合二为一，来解决人的虚无状况。
可是，这样就解决了虚无的问题吗？萨特说，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因为这只是局部地、暂时地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求，根本上的虚无是无法改变的。
人是自为的存在，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但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
比如，即使你成为世界第一的收藏家，你也无法确保从此就永远满足了。你一定会问自己：“这就是全部了吗，我就到此为止了吗？”无论你是一个多么成功的收藏家，收藏家这个身份也不会是你的全部。就像一位演员，无论他曾经扮演过多么成功的角色，这个角色也不会是这位演员的全部。
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填满自己的虚无。用萨特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没有得到的时候当然不满足，得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因为人拥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能总是会逃到占有的对象之外，直到死去，人才能获得固定的、填满的、不变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人被判定为自由
这么说来，难道人注定只能屈服于空虚和徒劳吗？当然不是。萨特说，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人类特有的尊严诞生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不错，但这恰恰是人类行动意志的基础，正是因为存在没有预先的本质，所以我们才能够自由地行动。
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就没有什么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
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还是那个比喻，站到舞台上，你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你本人，但正因为如此，你的行动才是自由，因为你没有被任何一个角色所定义。
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么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
这里有一个要点需要强调，萨特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是否定只能如此、我别无选择的那种自由。
举一个例子，二战结束很久以后，一个在逃的纳粹高级军官被抓捕了，他叫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他这样为自己开脱：当时屠杀犹太人我是别无选择，因为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没有选择的自由。萨特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你当然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叛乱谋反，你也可以选择当逃兵，你还可以选择自杀，实际上在纳粹官兵中确实有人做出了这些选择。艾希曼选择了服从命令，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别无选择。声称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是自欺欺人，只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选择的责任。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最突出的一个导向，就是呼唤人们面对存在的真相。存在的真相是什么呢？萨特说，存在就是虚无，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本质”决定了命运，那么，先于本质而存在的人就不被任何命运所限定，也就是说，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
兴趣爱好固然重要，但是你不应该只考虑兴趣爱好。当你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回首人生时，你需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自豪。物质生活和你实现的占有欲，都不会产生自豪。只有那些受你影响、被你改变过的人和事，才会让你产生自豪。
下面这段报道，是让人感到震撼的。
今天，2023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卡里科和魏斯曼共同获奖，这是实至名归。
他们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因为他们的突破性研究，mRNA疫苗的出现才成为了可能，只有Superman或者Batman才能被称为超级英雄，那些毕生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并因此拯救万千生命的人，更是超级英雄。
纽约时报发出一篇感人肺腑的长篇报道，纽时能成为全世界付费订阅会员最多的主流媒体，这是应该的。哪怕付费十年，只为了读到这样的长篇报道，也值了。
卡里科（Katalin Kariko）已经66岁了，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她，大概会觉得：这就是个普通女人，有啥稀奇，满大街都是。如果你看到她的银行账单，会觉得：这是一个在现实中很失败的女人，赚的钱还不够糊口。但她其实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如果没有她，今天的我们，还不会有mRNA疫苗，那世界还将长期活在新冠病毒的折磨之中，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去。世界经济也无法重启，每天的损失又不知道会有多少亿。
卡里科是匈牙利人，从匈牙利移民去美国的，当时匈牙利还是苏联卫星国。卡里科从小就梦想做科学家，尽管她就没见过一个科学家。不过我觉得这并不奇怪，我们小时候谁不想做科学家？只不过我们后来都忘记了自己的梦想，卡里科不是这样的人。
拿到博士学位后，数十年如一日，卡里科都在钻研mRNA。从她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到今天成为一个66岁的老人，几十年过去了。在美国时，卡里科的日子也是很难的，她虽然在大学做研究，但因为研究的是mRNA，她是被边缘化的。所以她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没有拿到一笔科研经费，她还没有终身教职，实际上，在大学里，她就是一个临时工，用的实验室都是别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mRNA不被看好，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何必浪费金钱浪费精力？数十年来，卡里科都不被理解，在学术界，她是孤独的。
她看到她的同事因为他们的研究，一个个赚到钱，有的用自己的专利成立了公司，有的因此被别的大公司挖去。只有卡里科，一直做着mRNA研究。卡里科的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6万美元，要知道，这是一个mRNA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她天天待在实验室，她的丈夫说，真算起来，她的收入一小时就一美元。在中国，这都是特别低收入了，更别说美国。她本来是要失业的，幸运遇到了魏斯曼博士（Drew Weissman），他渴望制造出抗HIV疫苗，这需要用到mRNA技术。两人因此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合作很顺利，mRNA研究取得了突飞进展，但依然不被看好，他们申请到的经费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用。他们的论文，世界主要期刊拒绝刊登，后来勉强发出来，也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似乎每个人都看死了他们，觉得他们的研究就是神经病，不会成功的。直到有一天，德国的BioNTech和美国的莫德纳注意到了他们的研究。BioNTech就是在辉瑞投资下研发出的mRNA疫苗，之后就是莫德纳也研发出了mRNA疫苗。终于，全世界最牛逼的两款疫苗诞生了，掀起了一场革命。mRNA疫苗就是革命，有了这场革命，不仅新冠病毒，其它许多难以克服的病毒未来都有可能被攻克。
而这场革命能够出现，就得益于卡里科和魏斯曼做的基础研究。他们的研究，为mRNA疫苗的研发奠定了最坚实基础。尤其是卡里科，她付出了最多。如果没有新冠疫情，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卡里科会在默默无闻中退休，然后老去，死去。在别人眼里，她的一生应该是失败的，赚的钱还不够自己用。只有她的丈夫知道，她依然会默默做着研究，哪怕一小时收入就一美元，因为她就是热爱着科学，哪怕再穷，她都想做研究。
这样不求名利甘于清贫把一生献给科学的人，这世界上并不多。
2020年12月18日，卡里科和魏斯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种了mRNA疫苗，现场有很多人，包括记者。当工作人员说，让新冠疫苗成功诞生的科学家就在这里，现场所有人都鼓起了掌，掌声很热烈很热烈。卡里科流下了眼泪，以前再怎么被嘲笑都没有哭，现在，她哭了。看着自己的研究拯救了全世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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