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先生为日本在蒙元史和游牧民族史上颇有成就者，其著作《忽必烈的挑战》、《游牧民的世界史》及其参与撰写的讲谈社中国历史之辽西夏金元部分《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近年来皆已被译介入国内。而杉山正明先生的学术思想也越来越引起关注。《游牧民的世界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北京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版）可以说是杉山正明先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此书中提出的众多观点都值得我们注意。
一、“欧亚世界史”的大局史观
杉山正明先生在书中提出了“欧亚世界史”的观念，在世界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囿于国别或区域的框架，把视野局限在某一国或某一地区，人为地把世界史划分为东亚史，中亚史、东欧史、西欧史等，而忽视了将整个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杉山正明先生在该书的开篇就提出了要“跨越民族与国界”，他从一开始就详细分析了欧亚大陆的地形气候特点，而这些地形气候特点也对历史的发展变迁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杉山正明先生同时指出，应避免使用“游牧民族”这样的概念，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国家”是单纯由“游牧民族”组成，他认为还是使用“游牧民”的概念，因为游牧民集团本身即是集聚了各个团体、种族及势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团”或“政治联盟”，是由多元种族或文化、社会并存一同混合而成的复合体（P17），再回顾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建国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论断确实有坚实的证据支持。
杉山正明同时在第三章中借助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史料，详细阐述了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与斯基泰之间的战争，历来人们对希罗多德《历史》和古代希腊波斯，更多着重于其对希波战争的叙述，而忽略了波斯与斯基泰战争，杉山正明先生以仅有的史料分析了斯基泰的政权架构，同时指出阿契美尼德王朝体系和斯基泰体系为东西方其后通行的两大政权体系——帝国模式和游牧民国家模式。这不失为一种建立于史料基础上的合理推测，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整个欧亚大陆政治发展的基本模式。
二、改变对游牧民的传统认识
杉山正明先生在著作中反复提出要改变对游牧民的传统认识的观点，他提出不宜以传统的“华夷”史观或西方中心主义史观来看待游牧民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对游牧民的传统认识有失偏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游牧民本身史料记载的缺失，导致现代人对游牧民的认识只能立足于所谓“文明”国家的史料基础上，而这些史料往往包含着对游牧民的偏见，这是研究游牧民历史必须避免的。譬如匈奴，长期以来，有许多人对匈奴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长城以外的野蛮部落”，杉山正明在书中基于史料，不惜篇幅地对匈奴的国家结构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分析，认为匈奴的国家特征有以下三点：（1）、以十进制连结及贯通的军事•政治•军事组织；（2）以面朝南边的方向将帝国区分为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也可将此称为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左右两翼体制；（3），由持有领地居民及分地的24名“万骑”组成之联合权力体，再加上“异姓”裨小王及由他们领导的多族集团，匈奴国家是个多元、多民族的混合型国家。杉山正明还特别指出，这种以十进制为连结，以左•中•右分割体制为特点，以多民族为组成的国家体制，是之后欧亚大陆兴起灭亡的诸多游牧国家的共通之处，他特别例举了鲜卑、蒙古以说明之（（P85-93），这一点是杉山先生基于“跨越式”史观所得出的独创性结论。
同时，他认为在看待游牧民问题一定要打破“长城”界限，他引用晋国与白狄为婚，西周为戎狄所灭，秦平西戎等例子，说明“农耕”与“游牧”的界限绝非是长城那么简单，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原”也存在着大量分成小集团生活的畜牧民，而这一事实是以往一直被忽视的。在其后关于十六国时期的叙述中，他又引证史料重新申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前者关于游牧国家模式的分析是“突破时间”的限制，那么超越“长城”界限的论断则是“突破空间”的限制，这就是杉山正明先生所说的“不论在任何时代，历史并非是在被局限的空间或时间中变动”。（P93）
对于匈奴与西域之关系，杉山正明先生认为匈奴与西域诸国可以归结为游牧国家与绿洲都市群的关系，在干燥地区的绿洲都市群依附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广大权力之下，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多重优点，游牧民为绿洲都市之间的商业贸易提供安全庇护，并从绿洲民的经济中获取利益，从而实现军事力和经济力的互补。从这一论断出发再看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消长，以及汉以降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努力，可以部分地转变以前的某一些固有观点。例如对于唐代一直试图获取并经营西州、沙州等地的努力，显然与唐对抗塞北突厥及其他游牧势力有关，而这种关联意义既是军事上的，也是经济上的。控制西域绿洲，无疑有助于唐中央政权削弱塞北游牧国家，以使之丧失财源和物资供给来源，同时也有利于在军事上对可能对唐中央政权直接构成威胁的塞北游牧势力形成合钳之势。而换句话说，唐代在其后的得失西域，也直接关系到唐与回鹘、吐蕃等游牧国家势力之间的消长。
三、对蒙元帝国整体国策的再认识
由于“元寇”在日本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日本学界对蒙元史的研究一直非常热衷。杉山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蒙元史。其对蒙元帝国施政架构的观点，在其著作《忽必烈的挑战》中有详细之阐述。杉山先生认为蒙元帝国，尤其是忽必烈政权之施政，着力在于蒙古人的军事力量与穆斯林商人的经济力量的结合。这两者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穆斯林商人利用蒙古人的军事力、政治力扩大商圈和追逐利润，而蒙古人利用穆斯林的资本力、情报力和通商网更圆滑顺畅地推动远征和扩张。蒙元帝国的收入依靠由阿合马等人统领操纵的遍布帝国的“斡脱”（Ortogh）来赚取商业利润，为了这个目的，蒙元帝国构筑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其疏通运河，加强海运，推动白银这种硬通货作为全境通行货币等措施，都是为其商业利益服务，杉山先生因此大胆地下了论断：蒙元乃是贸易立国。
如果基于以上观点，那么原本的“元寇”就不能仅仅归结于忽必烈政权的“扩张野心”。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日本本身是一个颇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对象，南宋时期的日中贸易大部分时间在兴盛状态，特别是平清盛统治时期，宋钱通行于日本，中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主要有香药、书籍、纺织物、文具、茶碗等等。而日本输出品则以黄金、药材、木料等等为主，还有水晶、扇子、刀剑等日本工艺品。中日之间呈现互补的贸易盛况。但在镰仓幕府成立以后，位于关东的幕府改变了平清盛的重商贸易政策，这当然意味着忽必烈政权要重新打开对日通商之路。更重要的是，日本素来被认为是金银之国，一旦忽必烈政权掌握日本，日本的银显然对于正在推动银本位而又苦于银不足的蒙古政权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杉山正明先生此书中还有不少针对小问题的分析性“专栏”，有不少“专栏”颇具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的价值，比如其对于日本的赐姓“源氏”与拓拔北魏的赐姓“源氏”以及改姓元氏之间的关系问题（P146-150），曾经也被笔者所注意过，但杉山先生的论述非常具体且有合理之推断，足以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当然，在本书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杉山先生在书中认为丝绸之路是一种“幻想”（P6-7），在今天众多考古发掘史料支持的基础上，这一观点显然值得商榷。另外，他在一些细节上也出现了部分失误，比如他将唐高宗形容为“如同影子般极其单薄的存在”（P137），又将“澶渊之盟”误为“潭渊之盟”（P182，这里亦有可能是译者问题），这些可以说是本书的小小缺憾。
对历史的研究本基于史料的运用和剖析，在此基础上，也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对历史的广泛背景和空间进行合理合情的推理，在这一点上，杉山正明先生的《游牧民的世界史》可以说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可资参考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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