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困境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陶忻的全部规划。
原本已经打定要继续读研的心思，在漫长的无所事事的时间消磨下开始动摇。等到有一天决定要就业，却发现自己的实习经历空白到惨不忍睹，今年的暑期实习也已经停止招募。
在本应该忙着考研、考公、教资、实习的时候，他却陷入了无事可做的境地。既没有理想，也没有规划。
大秋正在准备考研。她在大学里就读应用心理学专业，对口的岗位大多要求硕士以上学历，因此她觉得读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没有学术热情，”她坦诚地说，这一点让她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备考。
她不是最苦恼的。张洵在历史系就读，越临近毕业越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没有硬核的立身本领，哪里都碰壁。”她只能同时准备考研、考公和教资，却对哪个都没有自信。
他们似乎都不属于对学历和工作最为焦虑的人群：在一些声名不错的大学就读，家庭也有负担教育成本的余裕。
但他们慢慢发现，即使努力学习、到达理想的学府，在学校与社会之间仍然有不可跨越的沟壑。
学校是理想主义的象牙塔，而这些理想主义者们即将被赶出来。
1 | 尽读无用之书
一年前的寒假，陶忻回到了高中母校，在宣讲会上为高三的学弟学妹们介绍历史学专业。就读历史学专业的往届生极少，他于是怀着一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下定决心要给他们上一课。
然而，不论他如何描绘自己就读历史学之后的落差和后悔，依然有学生前来询问如何入门。他的心情很矛盾，担心他们与自己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
系里完全是为了转专业而来的调剂生非常少，大部分人都怀着对历史的热爱而来，有些高分者甚至放弃了热门专业。
“绝大多数人都有些理想主义，可能根本没有去考虑现实的问题。”
最现实的问题是就业。
根据《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历史学专业已经连续三年拿到本科就业的“红牌”，即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
在《2020年大学生就业力报告》中，历史学所属的人文学科学生对于就业形势的预期普遍较低，仅次于社会科学而排名倒数第二。
2020年大学生就业力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智联招聘
张洵将自己可能从事的工作罗列出来：“当老师的话，必须要拿到研究生和教资。公务员的话，要准备公务员考试，还要面临五十挑一的招聘。去报社的话还要和中文系抢饭碗。”
而这些工作都与她的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是历史学学生的难处。并非读了历史就能当历史老师，历史学不等于历史教育。如果要进入企业，他们大多只能选择此前毫不了解的HR（人力资源管理）。即便是公务员岗位，可供他们选择的职位也非常少。唯一的通道似乎就是不断往上读，最理想的情况是去高校或研究机构工作。
不止是对口的工作岗位少，历史学的学科培养和工作需求也有诸多不匹配。作为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历史学所培养的能力很难做到可视化，或转化为市场价值。
比如，对资料的甄别、引用和注解的基本能力，跳脱自身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比了解某个历史知识重要得多。但是，严谨客观并不能当作能力写在简历上，人们甚至不认为基础能力是需要训练的,因此“学历史有什么用”就变成了一个无解之问。
张洵在大学期间，除了为考教师资格证而完成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再也没有可供写进简历的技能证书。而其他院系的同学几乎至少都完成了计算机二级考试。在她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就业优势，但她的文科优势却几乎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历史学的学生们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只是就业。
大学生活刚开始，他们已经感到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原因在于，初高中与大学的历史教育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历史”与“历史学”完全不同。设想中本应该妙趣横生的历史，一旦变成了学术研究，就难免艰涩枯燥。
然而在高中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人会告知他们，历史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老师们经常会布置一些很有历史学特色的作业。陶忻印象最深的一个作业是做笺注，即为古籍作校（校正）与注（注释）。他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做机械工作，比如本校（通过前后文字的对照，比较分析其异同，从而找出其中的错误）、对校（用两种不同的版本互相校勘），最后按照老师要求将作业誊写在大开本稿纸上，足足写了大约一厘米厚的一沓。还有一次是运用族谱和县志，整理出某地某家族的发展源流，其中单是整理族谱的序列就要花费许多时间。
耐得住枯坐的寂寞只是入门，学生还需承担历史哲学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从无知到有知并不意味着思想和境况变得更好，反而可能会对信念和理想产生动摇。
“历史哲学会让历史失去意义，”一位老师曾这么说，陶忻对此很是理解。他感到接触历史哲学的得不偿失，因为这让他彻底地质疑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自己学习的价值，从根本上让他决定脱离这个专业。
许多人抱着强烈的兴趣而选择了历史学，却很快感到了后悔。有些人选择转专业，但又谈何容易。转专业对本专业和转专业都有极高的成绩要求，名额又非常少，竞争相当激烈。在大一遭到转专业失败的打击后，很少会有人在大二继续尝试，因为这需要太高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了。
当然也有真正对学术感兴趣的人存在，只是人数稀少。学术兴趣不等同于学科兴趣，学术是一种职业选择。
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中写到，以科学（学术）为天职的人要对它有强烈的激情，而且要有科学（学术）上的灵感，而这可以说是取决于命运和天赋。这与大众的认知差别甚巨，并非只要擅长学习、耐得住性子，就可以胜任学术研究。
苦恼的是认为自己没有学术天赋的大多数人。
陶忻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从前途、就业这些现实角度来考虑，他确实感到选择这个专业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他对几年来接受的学科训练和培养并不感到后悔，反而十分感激。历史学奠定了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基础，是他真正达到成熟的开端。
“如果让我回到高中再选一次，我可能还是会选历史。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好选的。”他自认没有能力读经济金融或语言，又觉得文史哲法在就业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而大多数文科生也只能选择这些。
但历史学系学生的苦恼并没有传达出去。
高中的学弟学妹往往有着强烈的就读兴趣。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表示羡慕，认为“历史没那么浮躁，能静下心来学东西”。开设给本系学生的专业课上经常会有社会科学的学生，甚至管理学、计算机、地理科学的学生也会来旁听。有些热门院系的学生铁了心要转到历史学系来。
张洵一位读外语的同学常常向她表示要跨专业考研，但张洵对此很不看好：“她根本不知道历史学在学什么，以后肯定会后悔。”
这是一处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2 | 象牙塔
理想主义并不专属于历史学或人文社科。
理想主义被当作大学的象征和精神，意味着独立、自由、反对功利、追求崇高，带有强烈的浪漫色彩。人们经常将大学比喻为“象牙塔”，这表明理想主义是区分大学与社会两种场域的根本要素。
但是大学必须处理其根源上的分歧——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难问题。
教育界对大学的功利主义倾向批判已久。他们针对的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生以个人前途（而非国家利益）、经济利益（而非精神需求）为本位的思考方式，以及大学对功利需求的回应，导致了教育的工具化、功利化。
功利主义倾向在学生的专业选择上十分突出。
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本人，高考后面对不甚了解的院系专业，首要的考虑因素是就业率。因此还分化出所谓的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其中甚至还有成绩和能力的鄙视链。
从学生选择培养哪种能力上，教育的工具化也可见一斑。学生们的选择标准在于能力的可视化，因此考取各类证件的热度经久不衰，连不打算出国留学的人也要去考TOEFL（托福）、IELTS（雅思）。
考证热造成了广泛的焦虑。张洵几位不打算当老师的室友也跟她一起去考普通话，这又让没有去的室友产生不安：大家都去考证了，只有我没去，是不是我的思虑不周？相比于考取到证件的人（即使考取难度低，甚至与就业不对口），我的竞争力是不是更弱？
但在教育界激烈批判大学功利化时，学生们却有异议。
几年前，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施一公教授在演讲中称：“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学生们对此难以苟同。他们并不反对以学术为导向。主要争议在后半句，即“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有些院系本就难以谈及就业。陶忻在历史学系里极少听到“就业”二字。老师们虽然也承认，未来可能只有极少数人从事学术研究，却很少提到不做学术的人去了哪里，且大多抱着乐观的想法，认为本系学生能带着历史学的专业素养，到各行业发光发热。
课程的学术化是难以谈及就业的根源，它使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完全向学术研究倾斜。这意味着，每一门课程的最终目的都指向专精的学术研究。但这个目的与实际情况却是相悖的。实际上，大部分人会分散到各个行业中，甚至从事一些与专业毫无干系的工作。
大学里与就业最相关的是实习和就业指导。
学校通常要求学生实习，并需要提交由用人单位盖章的实习证明，否则可能会影响毕业。但是这类强制实习的作用非常有限。
实习时间短至几天、几周，长不过两三个月，即便拿着老师的介绍信，用人单位可能也不愿意接收，因此只能服从学校安排的实习地点；另一方面，寄希望于短时间内培养能力也不实际。有些大学将实习安排在临近毕业的寒暑假，这就使有考研、出国等需求的学生难以安排时间，以至于需要利用裙带关系盖假章，甚至催生出专门售卖实习证明的网店。
有些准备就业的学生不愿意敷衍了事，选择自己找实习。但这件事困难重重。大学的课程密度往往由低年级向高年级递减，大三或大四的学生才有空余可以长时间坐班实习，这时用人单位才比较乐于接收。
除了亲友和网络，学生们也没有其他信息渠道。应该找什么样的实习、各个岗位的实际工作是什么、如何制作简历和面试，这些问题都只能从大量的、良莠不齐的信息里拼凑答案。
学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程也有如鸡肋。申扬在商学院就读，她的学院并没有开设这类课程，而全校开放的公共选修虽然有就业指导课，她却觉得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就业指导课的尴尬之处在于，它不是一门必修课程，选修的人数占比不大，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是凑学分。即便是认真去学习的人，也很难在一门适用于全校所有院系的课程里，听到对自己实用的建议。
另外，就业指导的理论性非常强，又不与实习挂钩，理论和实践分离，就业指导犹如空中楼阁，甚至使学生们讥讽，这些没有职场经验的老师不过是纸上谈兵。
大学和就业之间呈现出这样一种暧昧的矛盾。
一方面，大学里的功利之风盛行，学生从入学就开始思考出路，而大学确实也施行了就业指导、实习等助力学生就业的措施，看似已经在就业上花费了大量精力。
但另一方面，助力就业的措施却与专业课程分离，还常常罔顾学生、市场的实际需求，在功利之风盛行的同时，却根本没有解决学生的就业难问题。
舆论的分裂就是结果。教育界在批判大学失去理想主义、以就业为导向的同时，学生却在抱怨教育和就业分离、理想主义误人。
两者的看法都没有错，因为他们针对的根本不是同一个论题。施一公等教育家着眼的是学术领域，是大学的最高培养目标；普通学生看重的却是大学的最低培养目标，即如果无法从事学术工作，他们仍然能有谋生的退路。
必须承认，现阶段的大学并没有为拒绝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提供切实的就业兜底，而这些学生恰恰是大量的、普遍的。
一个恶性循环由此建立起来了。
没有职业规划、同时面临“最难就业季”的学生，出于逃避心理，或是提升学历价值的目的，继续深造。扩招政策下深造的人数增多，就业门槛持续上升。对学生和家庭而言，教育成本不断提高，但越往上、越专精的专业技能，越难以同职业适配。
其结果是，大量产出的“学术垃圾”反而拉低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学生的就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唯一可以看得见的成果是学历普遍虚高。
“本科学历贬值”意味着读研究生；“研究生学历贬值”意味着要去读博士。如果以后面临“博士学历贬值”，应该怎么办？
大学和社会这两个场域，在恶性循环作用下断裂了。
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有多少人真正具有投身社会的认知，并为此做好了准备？
3 | 巨婴
学生们正在反思自己。
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近来吸引了许多关注，来自小组的“小镇做题家”一词甚至变成了网络流行语。
“小镇做题家”指的是，出身于小城镇、在基础教育阶段只学会做题应试的优等生。这些自称为“five”（意指废物）的大学生在失学、失业的现实打击下，不断回过身质疑自己所受的教育。
陶忻和大秋也自嘲为“小镇做题家”。寒窗苦读的日子回忆起来百味杂陈，远不是好或是不好就能概括的。
大秋将自己描述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牺牲品”，“应试教育在我身上最失败的一点，就是让我觉得学习是一种痛苦。一直被灌输努力考上大学、再忍一忍就好的思想，学习一直是被动的、被迫的、厌恶的，只要没有环境压迫就会荒废掉。”
他们反复谈到，应试教育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逆的。陶忻聊到疫情期间读书的经历，“如果是我自己主观选择要去看书，即便是深奥的书，我其实也很享受。但如果是老师要我看什么书，我就会非常焦虑、反感、害怕。”他反射性地逃避高中学过的知识，一想到数学就感到恐惧和恶心，连简单的二位数加减都要用计算器。
他们还谈到大学教育与基础教育到底有什么差别，“大学教育不那么具有毁灭性，虽然还是要靠绩点证明能力，但起码不是唯成绩论。”
大秋总结道：“在应试教育里，想问题太简单了，就是考试，然后就能得到想要的。可是大学不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跟我说不是这样的。要否定过去的自己去重建，这太难了。”
对他们来说，从应试教育到大学教育的转向是突兀的；从大学教育到社会生活的转向又是突兀的。根源上的区别是，他们从完全不用考虑学习、考试以外的事情，到突然被授予选择和规划人生的权利。
选择的权利急剧膨胀，但束缚的枷锁还留在身上。
陶忻最近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无意识的直线思维，“就是老觉得人的发展是一条从下往上、从低到高的直线，这种简单的回路会造成很多问题。以前老觉得往上读，就可以实现阶级跨越。还有，比方在就业上，会过于在意所谓的‘成功’，或者收入等指标。但是事实上，每个人的经历和选择都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像分数高低那样的硬指标，不是谁优秀谁不优秀，只是各人权衡之下选择不同。”
难以接受的还有心理落差。
大秋一直为此所困扰，“因为我家学习好的（人）很少，我老会觉得自己还算不错，但是学习过得去并没有什么用”，“而且这些问题没法和我爸妈说，他们一直觉得我很优秀，就算不努力成绩也会不错，考研什么的也是想考就考得到，每次都是说‘你怎么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你能有什么压力’，根本没法聊。”
就业会让心理落差再次放大。脱离学校，意味着优秀的成绩不再能彰显个人价值，同时理想要让位给现实生存的面包。
“以前会说绝对不会回老家，能出去就出去，公务员老师想都别想，研究生也绝对不考。现在不一样了，对未来只有恐惧和焦虑，没有什么新生活。”
心理落差的背后是对自身平庸的难以接受。从家庭为之自豪的优秀学生，从自由自在的未来生活的畅想，到最终成为一枚小小的螺丝钉。
陶忻仿佛在看一场悲喜剧。高考失常的同学和超常发挥的同学正在争取进入同一家公司，前者甚至更占优；研究生毕业的学长并不比本科毕业的学长更能实现自我价值；发誓要离开本省的同学打算在省内长久定居。
他们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接受自我，认清目标，走出象牙塔，承担责任，走向独立。
陶忻准备就业，在哥哥的指导下开始投简历，已经断续收到几个面试邀请。
大秋和张洵都正忙于这学期的课程作业，一边进度缓慢地复习考研。
申扬拿到暑期实习的offer，放弃了夏令营的计划，打算在实习前好好放松。
对他们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未标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考资料
[1]麦可思《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http://www.199it.com/
[2]中国人民大学&智联招聘《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39777.html
[3]韦伯.2018.科学作为天职[M].李康,译.李猛,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王勤,周国文.从“读书无用论”到“读书赚钱论”──论校园文化中理想主义的缺失[J].中国青年研究,2001(04):47-50.
[5]侯红蕊.校园文化:当代大学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J].青年研究,1995(04):6-11+45.
[6]鲁禹廷.美国高校就业指导课程研究[J].都市家教月刊,2017(2):16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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