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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轴心时代》
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刷下，世俗主义甚嚣尘上，物质至上的观念占据了很多人的心灵，对神圣和精神性的追求严重缺失。而人类是必定存在精神需求的。《轴心时代》一书以古鉴今，展示了人类先祖艰辛的灵性探求，更激励人们在当下的社会中反思过往，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直到付出代价我们才发现，一所杰出的大学可与集中营比邻而居。奥斯维辛、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纽约世贸中心的垮塌，无一不是现实真谛阴郁的显露。这些揭示出，当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认知丧失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是探寻意义的造物。而且，不同于其他动物，如若我们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义和价值，便很容易陷入绝望。一些人正在寻找信奉宗教的新途径。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许多地区出现了宗教信仰的复兴。我们常称作“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好战的虔信只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寻求启蒙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我们需要的是创建一种更具创新性的、反映我们自身之社会现实的信仰时，研究那个遥远的年代只不过是人类精神考古的一次演练。而事实上，我们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当人们历经精神和社会危机之时，往往回溯那段历史以寻求引导。他们或许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轴心时代的发现，却从未更胜一筹。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如若一位先知或哲人开始强调那些强制性的教条了，这大抵便是轴心时代已失去其前进动力的征兆。假使有人曾问及佛陀或孔子，他是否信仰上帝，或许他会微微皱起眉头，非常礼貌地说明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假使有人曾问及阿摩司（Amos）或以西结（Ezekiel），他是否是一位“一神论者”，只信仰一个上帝，他或许同样感到困惑。一神论并非问题所在。我们在《圣经》中很少发现明确维护一神论的语句。然而有趣的是，一些强烈支持这类教义的表述实际上却背离了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
关键并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的行为举止。宗教关乎你所做的事，而这可以深刻地改变一个人。在轴心时代之前，宗教仪式及动物献祭曾处于宗教探求的核心地位。人们在神圣的戏剧性场面中体验神明。正如今天人们所感受到的强烈的戏剧震撼，那些场面引领你进入现实生活的另一层面。轴心时代的贤哲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仍然重视仪式，但赋予了它新的伦理意义上的重要性，并将道德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唯一能与他们所指称的“上帝”“涅槃”“梵”或“道”相配的是过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生活。在当时，宗教就是同情。
首先你应当实践一种道德性的生活；接下来，个人修为和平素的仁爱之心而非理论上的认信，将为你揭示出所要寻求的超越。
每一种思想传统都发展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规则”（Golden Rule）[3]的独特程式。就轴心时代的贤哲而言，尊重一切生命的神圣权利——而非正统的信条——即是宗教。如若人们怀着善意行事，对其同伴宽大为怀，则有可能拯救这个世界。
动物献祭在古代社会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实践活动。这是一种使损耗的能量再生，以维持世界正常运转的方式。人们深信，生与死、创造与毁灭无法解脱地纠缠盘绕在一起。
古代宗教依赖于人们所称的永恒哲学，因为它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大部分前现代文化之中。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体或每一种体验都是复制品——是神圣世界在现实中一个暗淡的影像。
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将这种灵性发展成更为可信的形式，教导人们探寻内心深处理想的、原型的自我。
尝试实践轴心时代精神的第一个民族是居住在俄罗斯南部大草原的牧人，他们自称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并非一个特质鲜明的民族，因此它不是一个表示种族的术语，而是一种自豪的宣示，大意为“高贵的”或“可敬的”，等等。雅利安人是享有共同文化的一些部族的松散联合。
人类社会同样依赖这一神圣秩序。人们必须制订关于草场分配、放牧、婚姻及物品交易等方面的牢固而有约束力的契约。将“天则”和“梨多”译为现代社会的名词，即表示忠诚、真理和敬重，它们是由秩序的护卫者伐楼拿和他的助手密特拉体现出来的理念。这些神灵监督所有经由庄严的誓约而确证的盟约协定。雅利安人十分重视口头语言。像其他所有现象一样，言语也是一位神灵，即迪弗。雅利安人的宗教并不是非常形象化的。据我们所知，雅利安人并没有制作神灵的肖像。
或许正是象征正义和真理、尊重生命和财产的爱好和平的阿胡拉们，经受着因陀罗和那些更好斗的迪弗的攻击？至少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祭司的观点。这位祭司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声称，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委托他来恢复大草原的秩序。他的名字是琐罗亚斯德。
几个世纪之后，当轴心时代开始时，哲人、先知和神秘主义者都试图通过宣传一种基于非暴力的精神，去反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残酷和侵略行径。但是，琐罗亚斯德遭受精神创伤之后的见解及其对烧杀抢掠的描述，都是复仇性的。
正是琐罗亚斯德曾经谴责的偷窃牲畜的雅利安盗贼，最终创建了轴心时代第一个稳固的宗教，并以戒杀——非暴力为主要原则。
当一部分讲梵语的雅利安人给大草原带来浩劫之时，另一部分雅利安人开始南迁，成群结队地穿过阿富汗，最终在旁遮普（Punjab）这片被印度河众支流环抱的肥沃土地上定居。他们把新的家园称作萨普塔天竺（Sapta-Sindhu），意为“七河之地”（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家族成员熟记这些赞美诗，并将它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给下一代。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梨俱吠陀》才开始由文字记录。自从人们掌握了读写能力，记忆力便减弱了，我们很难相信，人能够记住如此之长的经文。但是即使古老的梵语已经几乎不能被人理解了，吠陀的经典著作还是被十分精确地流传了下来。而直到今天，长期遗失的原始语言之准确的声调和音调变化，以及宗教仪式中规定的手臂和手指的姿势，仍被保存了下来。声音对于雅利安人永远是神圣的，而且当他们聆听这些神圣的经文时，会感到被神灵附体。当他们背诵经文的时候，其精神被临在的一股神圣力量所充满。
圣人们学习如何时刻准备好接受灵感之语，它们似乎来自外界，但同时也是内心的声音。他们或许已经开始发展集中精力的技巧，以便能够洞察潜意识。
吠陀时代后期，雅利安人发展出“梵”（brahman）的理念，意为至高的实在。
正如《原人歌》所显示出的那样，他们仍然受到了古老宗教仪式的启发。即使那些仪式是如此危险和暴虐，它们仍会保留印度社会的巨大转变所赋予人们的启示。到公元前10世纪末期，圣人们已经建立起了复杂的符号体系，它将创造轴心时代的首个伟大精神信仰。
墨子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一，后来回溯商朝君王（即“天子”）的奢华葬礼，明显表现出对其挥霍铺张，以及杀殉普通奴隶和侍从的厌恶：
对于天命的阐释，起初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周公和他的兄弟召公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周公认为上天授权给所有周朝人，因此，新君王应当依赖其大臣们的建议。但召公主张，君王独自领受了委托权。召公恢复了原有的观念。因为君王是天子，所以他是唯一能够直接与上天打交道的人。的确，君王会征询大臣的意见，但他接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神秘力量，赋予他统治国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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