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音社按】：本文选自关愚谦先生的书籍《缘》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那个时候，在欧洲的华人学者不怎么受到尊敬，难以筹资，学会缺少财物上的支持，每个会员都是自己承担旅费来参加两年一次的学会活动。
无巧不成书。就在欧华学会经济上一筹莫展之时，我结识了霍英东先生。那是1989年11月，正好是柏林墙刚刚倒塌之后。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霍英东基金会主席何铭思先生从法兰克福飞机场打来的。他说霍英东先生一家几口要到柏林去访问，问我能否拨冗相见。霍英东是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家，我很纳闷，自己与他从无交往，他们是如何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何先生说：“霍英东先生长期订阅香港的《信报》，您是《信报》的专栏作家，自从1985年以来，您几乎每周都有一两篇文章见报，分析欧洲局势，乃至世界大势，霍英东先生很喜欢读您的文章，想和您认识，希望能在西柏林见面。”听后，我欣然同意。
我很早就知道，霍英东先生（1923—2006）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香港一个穷苦的水上人家，一家人住在舢板上，以船为家，靠捕鱼、驳运为生。7岁那年，他的两个兄长在一次风灾中翻船身亡，父亲不久也病故。霍母怀着悲伤的心情，带着霍英东及其姐妹三个孩子上岸居住，她则艰苦地经营驳运业。霍母深知，没文化难有前途，霍英东小学毕业后，便以每月5港币的“高昂学费”把他送入名校皇仁学院读书。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轰炸香港，正准备考试进大学预科的霍英东辍学了。
18岁时霍英东找到第一份工作，是在轮船上当加煤工。后来他母亲在湾仔和船上伙伴合作开办了一个杂货店，他在店里学会了如何在同一时间应付十多个顾客而面面俱到，还练就出敏捷的算数头脑，为他以后做生意打下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期，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此时霍英东开始经营驳运业。他敢于冒险，冲破禁令，将稀缺物资和盘尼西林等药品运进中国大陆，支援祖国，也赚了一些钱。航运业的成功，使霍英东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朝鲜战争以后，他将目光和经营重点放到楼宇住宅建设上去。1954年底，他出资加贷款在铜锣湾买下他的第一幢大厦，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他的事业走进全新的时代。是霍英东，在香港最先创造了“卖楼花”的办法，把楼宇预售，只交首付就可买房，这可以吸引更多市民买房居住。他还挖取海沙卖到大陆，建材生意也做得很好。从此，霍先生大展宏图，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霍英东名下已有六十多家公司，大部分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本人亦被推举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首任会长，昔日的苦力成了香港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中国的改革开放给霍英东带来了新的商机。1979年，当别人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他在广州开始投资兴建白天鹅宾馆，1982年竣工，这是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1990年我们夫妇二人来到广州，霍英东先生把我们当作贵宾，安排我们住在白天鹅的国宾楼。房间里的一本精装留言簿，竟然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签字和留言。该酒店后来在全中国以至全亚洲起到了样板示范作用，据说，欧洲的一些大酒店也来观光学习。
身为亿万富翁，霍英东并不追求奢侈和享受，爱吃的还是玉米、芋头和稀粥。但是他却捐献出大量资金，为家乡修桥修路，捐资兴学，捐建体育馆，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等等。从一文不名的“舢板客”白手起家，成为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的实业家，我对霍先生充满了敬佩。
1989年，霍先生来到柏林，我与霍先生一家会面， 并陪同他们一起在东西柏林游览了好几天。对他们来说，我算是“老德国”，讲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
在一起的几天时间，我发现霍英东先生在政治上非常敏感，他对我说:“东西德这两家恩恩怨怨几十年，现在双方老百姓自动把柏林墙拆了，大家高高兴兴，为什么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不能和好呢!”我们两个人想到一起了，我对他老人家十分尊敬，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临走前一晚，何铭思先生到我房间来，递给我一个信封， 里面装有2000美元，表示谢意。我坚决谢绝，我说:“我这次专程来柏林，是因霍先生为中国做了很多贡献，嘉其盛名而来，做朋友比金钱重要。”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我们到香港，霍英东先生接待了我们，并关心地问到，他在报上读到关于欧华学会的消息，希望我做一介绍。 我向他介绍了欧华学会成立的目的和活动情况。何铭思先生表示，霍先生长期支持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虽然和您关先生萍水相逢，亦愿助一臂之力。何铭思先生的这番话无疑是“雪中送炭”,我非常激动。
1991年，在霍英东基金会以及汉堡华人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适逢海峡两岸融洽的气氛，我们在汉堡举办了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欧华学会成立十周年庆祝会。来自法、英、德、俄、瑞典、丹麦、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的会员，以及美、加、新西兰、马来西亚、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的特邀客人，共22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近百人，济济一堂， 互相切磋学间，交换心得。霍英东先生也在百忙中不远万里飞来汉堡与会，做了长篇发言。汉堡大会自始至终开得有声有色，极为团结、活泼，空前成功。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媒体都做了肯定的报道。我的积极努力受到学会全体会员的肯定和支持，会上被选为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那个年代的欧洲，这样的华人学术组织寥寥无几。更多好文可关注公号：东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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