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荒谬但真实的帝制时代图景，有人说这本书以古喻今之意很明显。在2012年三联出版社再版的译者后记里面有一句“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而且译者在后记中字里行间都认为几百年前的那场“妖风”和近现代的某些动乱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几百年前的“妖风”和近现代的“妖风”还是不一样，甚至没有可比之处，不过，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某些本质应该是一样的，尤其是孕育于中国土壤上的官僚制度的某些特色是一致的。不过我无意于探讨这个，也没必要讨论。
首先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看法，不同于一些读者认为本书的后两章是点睛之笔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去掉最后两章的本书绝对是一本更加优秀的书。因为现在看来后两章“政治罪与官僚群主制”以及“主题与变奏”中大多数观点与分析显得平平无奇甚至并不严谨（当然也许是时代的缘故，毕竟这这本书成书于1990年）。抛开这两章不谈，仅仅从前八章来看，如果不告诉读者这个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我想将其当成一个荒诞小说也不为过。但这就是历史，一段荒谬得让人发笑却又真实得让人打颤的历史。这种独特地属于历史的味道只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才能体会。批判这本书或者从文学角度亦或者历史角度分析这本书，我都不够格。所以，下面我只谈谈从这本书里得到的某个主题——满清作为异族统治下的矛盾的政治生态，权当对中晚时期清朝的一个了解。
发生于1768年的这场“叫魂”骚乱在作者笔下似乎是一场扩及诸多省份的大规模恐慌，这场恐慌在官方活动的推波助澜下扩展到了很多省份。在这里，我们也许会认为正是因为官方活动，这场恐慌才没有造成大规模骚乱，尽管它客观上推动了恐慌的蔓延。但显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官方活动并没有起到遏制未发生的“骚乱”的目的，因为这场闹剧最终以释放被冤枉的人，惩罚“失职官员”结束——这些措施无疑是为了掩饰乾隆的过失，而没有解决正在蔓延的“叫魂”恐慌，这种恐慌还在民间蔓延。所以，官方活动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除了推动恐慌蔓延。这也是整个事件最为荒诞的地方，仿佛整个世界被分为了两层，官员和他们的皇帝在上面极致地表演着这场闹剧，而百姓在下面依旧处于恐慌之中：这是两个世界，唯一发生的交集便是官员抓了几个被冤枉的罪犯。
所以，关于由乾隆皇帝组织的这场闹剧几乎可以完全脱离民间来看（在我看来，对于某种事物产生恐慌是很正常的，现代人也无法避免）。很显然，从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这场闹剧与这些矛盾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华夷之别一直存在于古代中国，满清作为异族以少数人来统治多数汉人，本来就很可能出现民族矛盾，而作为统治者和异族的满清对这种区别又异常敏感。尽管表面上这种夷夏之防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消殆，不过与其说是消殆，不如说是刻意回避。书中写到乾隆给地方大员写信由避而不谈“剪辫”事到后面直言这件事背后有更大的阴谋的转变，这转变前后的态度本质上是一致的——夷夏之防终究未曾打破，至少在乾隆看来如此。乾隆十五年的孙嘉淦“伪稿案”与这件事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在乾隆眼里，这些背后或许都有一股反叛势力。这种华夷之防深刻地影响了乾隆对于“叫魂”事件性质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了这场闹剧的持续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这种满汉猜忌和原本存在于君主与官僚的矛盾发生了催化作用。首先，君主作为独裁者无疑希望以绝对权力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包括他的官员，但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发展，君主对整个官僚体制的绝对控制已经摇摇欲坠。这种君臣之间的对立关系一直都存在。欺上瞒下作为这种对立关系的表现之一恰恰在整场闹剧中频繁出现。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官员对皇帝隐瞒无疑是乾隆猜忌不信任他们的客观原因之一，不过“夷夏之防”观念也应当是促成乾隆对满朝汉族以及“汉化”官员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这两种原因都无法避免，一个是官僚体制客观存在的漏弊，一个是满人作为少数统治多数汉人始终无法避免的思想观念。
在作者看来，乾隆对江南以及汉族官员代表的风气很是不满，似乎乾隆力图要满人尤其是满族上层官员保持满人特殊的文化品格。这看似是两种不同种族的文化冲突，实则不然。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两种的不同制度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冲突。满人在没有封建化以前毫无疑问应该是游牧部落，其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带有鲜明的游牧特色，这种游牧特色在满人看来是具有活力的（以汉族角度看来似乎也是如此）也是应当保持的，而汉人则在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文化中浸淫，缺乏活力，这背后自然是游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在我看来，原本这两种生产方式是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的，但是一旦将其纳入一个完整稳定的国家体制之中或者说要想依靠这两者之一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时，农耕生产方式无疑是先进的，因为游牧方式与国家的本质要求相违背。这样看来，乾隆反感汉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作为一个封建君主，要长久地掌控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就必然要利用一种稳定的封建制度。在当时，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无疑是首选。既然选择了它，在享受它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就得承受它带来的痛苦。然而乾隆不愿承受这种痛苦，也没有能力承受这种痛苦，这与满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统治数量占主导的民族的性质有关。从这个方面来看，清朝的统治原本就具有一种无法避免和克服的内在矛盾。
这里面有一种深层的逻辑链条，就不细谈了。总之，在某种意义上，清朝身上的病因为异族的身份而变得更加严重。在这场闹剧中，他的病已经显露无遗。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态度去看待这样一个朝代呢？是批判还是理解？抑或是以古喻今？“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这并不代表着以古喻今（或许也是以古非今）就是值得肯定的。
还是那句话，在享受它带来的益处时，我们就得承受它带来的痛苦。说句比较官方的话，我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承受这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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