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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繁荣与停滞》
战后的日本经济最初引发众多研究人员的关注，是由于其引人瞩目的增长。从 1950年至 1973年，日本经济以年均 10%的速度增长，每 7年翻一番。许多研究试图揭示其经济快速增长（即高速增长时代）的奥秘。
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 MacArthur）将军以盟军占领军司令的身份抵达日本之后不久，就推出了几项旨在使日本政治和经济民主化的措施。这些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帮助日本恢复经济生产能力。相反，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摧毁日本不民主的经济结构，盟军占领军中的许多人认为这种经济结构应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负责，这也许是错误的。从长远看，这些改革可能最终有助于创建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但它们对经济复苏没有直接的贡献。
1946 年和 1947 年，不在地主（ absentee landlords ）的土地被没收，几乎没有补偿，这些土地以低廉的价格转售给佃农。 [3] 由佃农耕种的土地比例从 1946 年 11 月的 46% 下降到 1950 年 8 月的 10% 。一方面，土地改革创造了跻身中产阶级的农民，从而促进了农业部门的收入公平。农业生产增长迅速，改革之后几年里日本粮食供应稳定。出现了大量拥有土地的农民，这也意味着创造了一个规模极大的政治利益集团，政治家们可以依靠这一集团来实现政治稳定。其中一个政党，即自由民主党，后来就受益于农业游说团体的支持，并最终在战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执政。另一方面，部分由于改革的结果，小规模耕地使农民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农业逐渐成为一个接受巨额补贴的产业。 [4] 直到今天，农民的政治力量使政府仍然难以停止对其提供补贴，进而迫使农业部门进行结构调整。战前对农业部门课以重税，这为制造业部门的投资提供了资金，从而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但土地改革之后，农业部门得到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不是税负过重。
为反映人口分布的变化而重新划分选区，常常会滞后于人口的实际变化。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间，就每名议员代表的选民数量而言，选民最多的选区是选民最少的选区的 3 倍。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几起诉讼已提交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认为低于 3∶1 的比率在容忍范围之内，那些声称选举违宪的选民输了官司。在其他一些比率大于 3∶1 的诉讼中，最高法院裁定选举违宪，但也没有宣布选举无效。
最初，日本政府采用的是命令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战争期间建立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生产能力问题。它直接规划煤炭和钢铁产业的增长。这被称为“优先生产计划”，要求将国内生产的煤炭和进口煤炭优先分配给钢铁产业，国内生产的钢铁也优先分配给煤炭产业。
优先生产计划、价格补贴和复兴银行的优惠贷款在刺激生产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解决通胀问题。为了遏制通胀的势头，日本政府于 1946 年 2 月采取了严厉措施，冻结了金融资产，并将其转化为银行存款，只允许提取其中的一小部分用作生活费用。 [8] 实际上，这一措施相当于以通胀的方式没收金融资产，从而使其购买力消失。尽管这项措施确实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未能成功遏制通胀。
产出增长停滞不前，对失业的担忧加剧。由于朝鲜战争产生了特殊的出口需求，严重的衰退得以避免。在朝鲜战争于 1950 年 6 月爆发之后，日本被当作美国和联合国军队的供应基地，这增加了对日本制成品和零部件的需求，经济增长由此加速。
朝鲜战争带来的对日本商品需求的激增，一直持续到 1952 年。通过乘数效应，出口增长导致了经济的迅速扩张，并提供了急需的外汇储备。然而，随着生产的扩张，通胀卷土重来。
与美国的经验相比，在日本，资本积累比劳动力更重要。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对日本经济增长的绝对贡献和相对贡献都显著下降了。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建筑和设备的平均年龄都增加了。
日本的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技术进步与余值。在有关技术的子类中，对日本而言，“知识”代表了技术进步，而这源于西方国家的技术转让、更有效的商业组织以及管理实践的改善。美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知识的进步。由于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扩大，“规模经济”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
将工人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其影响被归入“资源配置的改善”这一分类，日本在这方面也优势明显。
一些国家仍然处于低收入和低增长状态，从未走上趋同的道路。这可能是由于未能建立适当的制度，将主要存在于农业部门的低工资工人转移至生产率更高的其他部门。
由于对通胀的态度比对日元升值更为宽容，以及“日本列岛改造”的政治目标（ Tanaka ， 1972 ），田中角荣首相掌舵的日本政府在 1972 年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并降低了利率。通胀的压力在 1973 年整个春季日益加大。 1973 年 10 月，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简称“欧佩克”）宣布实施石油禁运，通胀开始抬头。通胀预期使情况变得更糟。 1974 年，失控的通胀率达到了 30% 。那一年，工资上涨也超过了 20% ，这进一步加剧了物价上涨，成为物价 - 工资螺旋上升的典型案例。日本至少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将资源从有利于促进增长的部门重新配置到节能和污染控制部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供给侧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对 IT （信息技术）资本品的投资。这与美国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 IT 革命引致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复苏。
日本和美国之间更大的差异在于劳动的贡献。 1990 年以前，日本的技术进步远快于美国，但后来急剧降至与美国相当的水平。非 IT 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在两国均有下降，但日本的下降更为显著。
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由三个重要部分组成，通常被称为“三支箭”。第一支箭是“大胆的货币政策”，旨在推行比以往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此时货币政策已经是扩张性的了）。为了响应政府采取更扩张性的政策，日本央行在黑田东彦于 2013 年 3 月就职行长之后， 4 月就推出了定量和定性宽松（ QQE ）政策。日本央行宣布，其目标是 2% 的通胀率，并力图在两年内实现这一目标。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在短期内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最终将进行财政整顿，以保持未来政策的灵活性。政府迅速实施了财政刺激计划，但同时也设定了在 2020 财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的目标，并在 2014 年 4 月将消费税从 5% 提高至 8% 。第三支箭是“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战略”。第一个增长战略于 2013 年 6 月公布，此后每年都会修订。增长战略包括提高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各种政策，如放松管制和其他旨在使经济更具灵活性以及能够对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变化更好地做出反应的措施。另外还有一些产业政策，瞄准前景广阔的产业，并努力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确定经济周期的具体时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这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从理论上讲，经济周期被认为是由经济遭受的各种冲击造成的，这些冲击传播到经济的各个部分，从而产生联动效应。然而，对于什么是重要的冲击，以及这些冲击传播到整个经济并产生长期影响的确切机制，经济学家仍有分歧。
货币政策失误（将在后面章节讨论）和油价突然上涨共同导致了 1973 年的高通胀。而后，为抑制高通胀而突然紧缩货币，这导致了 1974 年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自 1950 年以来日本经济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 1975 年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未能恢复至以往 9% 以上的增长趋势。增长趋势的突然变化可以由几个因素解释，包括与高收入国家的趋同、与美国技术差距的缩小、污染控制费用的增加以及固定汇率制度的终结。最后一个因素抑制了出口的增长，从而降低了日本的经济增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固定汇率制度下，日元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这使得出口的增长成为可能。 1975—1990 年，尽管日本避免了年度负增长，但增长率只能在 4% ～ 5% 之间波动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资产价格崩溃之后出现的停滞期，日本失业率迅速攀升，在 1998 年 11 月，也就是日本银行业危机爆发大约一年后，日本的失业率开始高于美国；而且这一逆转一直持续到 2001 年 11 月。从 2003 年到 2014 年，随着产出活动的扩大和收缩，日本失业率大幅波动，这表明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有灵活性，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更相似了。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个体的最优行为加起来可能并不会使总体经济水平也达到最优的结果。在经济学中，这种观点被称为合成谬误。
经济波动解释为个体优化的结果。可以证明，如果每个个体都具有相同的目标函数，并且市场是完全的和完美的，那么经济的表现就如同整个经济是由追求最优化的单个决策者（即代表性个体）构成的一样。经济可能会波动，但这种波动反映了最优结果。冲击主要来自供给侧，比如技术冲击（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等）和自然灾害。就业波动是因为工人对工作或闲暇的偏好发生了变化。因此，即使政府干预可以暂时提高产出，对平抑经济周期也没有作用。
1973—1974 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生产能力急剧下降，降低了总供给的上限。由于在短期内生产和使用的石油数量很难改变，日本要么减少国内能使用的产品数量（因为它不得不为进口原油支付更多的费用），要么降低总供给以减少石油的使用。不管是哪种选择，都意味着生产放缓和通货膨胀（总需求超过了现在较低的总供给）。伴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许多发达经济体经历了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胀并存），日本也是其中之一。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油价的急剧上涨代表了不利的技术冲击。生产者投入同样的劳动力和资本，却只能获得较少的产出。为了抵消不利的技术冲击，许多国家投资于节能技术，这最终使它们能够使用更少的石油来实现同样数量的产出。
当资产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时，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就会发生逆转。家庭持有的股票贬值，就会减少他们的消费支出。对于企业来说，当其抵押品贬值时，他们发现很难为其投资融资。总需求下降，经济进入收缩阶段。
通缩和工业低产出的并存，表明在大多数时期总需求都低于潜在产出。价格和产出的联动与基于需求冲击对经济停滞的解释是一致的。如果总供给萎缩是导致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而总需求几乎没有变化，我们观察到的应该是通胀而不是紧缩。因此，日本通缩伴随产出下降，这一事实表明需求因素对日本经济停滞的影响更大。
那些将“失去的 20 年”归咎于需求不足的人，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应负主要责任。当泡沫经济崩溃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低估了资产价格崩溃产生的负向财富效应对消费的不利影响，因此他们迟迟没有转向扩张性政策。 [12] 供给侧的观点强调结构性因素降低了潜在增长率。 [13] 例如，生育率下降减缓了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减缓了劳动力的增长，两者最终都转为负增长。除了人口方面的挑战，进入后赶超阶段，日本在调整经济结构以维持增长方面行动迟缓。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增长较少来自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积累，而更多是源于技术进步。反过来，技术进步不仅来自现有生产单位生产率的增长，也来自经济结构的调整，即生产率较低的旧企业和工厂被生产率更高的新生产单位取代。日本缺乏这种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机制，这导致了当经济增长的赶超阶段结束后，生产率增长乏力。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对银行遇到的不良贷款问题久拖不决，这加剧了供给侧的困境。银行试图通过继续向几乎资不抵债的客户放贷（被称为僵尸贷款），以掩盖不良贷款问题的真实状况。这种借贷挤占了对生产性部门的贷款，并抑制了投资。
对 1973 年之前的日本经济周期，最好用存在国际收支平衡限制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来理解。当经济扩张持续一段时间，外汇储备有所下降时，货币和财政政策被用来给经济降温，以减少进口。但随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不利的供给冲击）导致了经济低迷。
1975 年之后的波动幅度要小得多。这可能归因于几个因素，包括通过采用浮动汇率消除国际收支限制，以及为抑制通胀采取更恰当的货币政策。虽然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受到抑制，但资产价格（即股票和土地的价格）上涨得非常快。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令人叹为观止的资产价格暴涨如今被认为是一次投机泡沫，它也同样令人惊叹地崩溃了。日本经济从这次泡沫崩溃中复苏的速度极其缓慢。需求不足是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但抑制潜在增长的供给侧问题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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