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多年前，当整个欧洲还沉睡于中世纪时，中国明王朝，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3），郑和率领着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前后七次，浩浩荡荡地开向了西洋，远达非洲，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
明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又一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经济实力增强，商业繁荣，航海科技的发展，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国力，郑和的船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船舶、人员和先进设备？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以后，中国人的远洋航海事业就像封建王朝盛极必衰的规律一样，不可思议地戛然而止了，更可怕的是，中国社会日渐封闭保守，丧失了与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第一次历史机遇。
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迅速崛起，并开始冲击古老的中华帝国，此时的中国已经迈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
盛极必衰似乎是中国王朝历史的规律。在明成祖朱棣的极盛之后，政治逐渐黑暗，边防废弛，明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中国封建时代的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垄断的开放。郑和船队如此庞大之师，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却并不是为了经济上扩张的目的，更多的只是为了宣扬天朝的国威，哪里会想到贸易赢利？相反更多的是只是无限的馈赠，以此来显示天朝的富庶。
可见，宣扬国威的政治目的显然是首位的，甚至是唯一的。
到了朱棣时代的后期，明朝就根本没有国力支持那么庞大的远航活动了。
前期的开放外联只是暂时的，也是昙花一现的，对于农耕社会的中国而言，文化上，认为自给自足就已经够了，哪里还再需要什么航海、贸易，除非再次碰到比较开明的皇帝，还又得是逢遇盛世，航海外联，对外开放才会有其发展的空间，否则，一切都不会发展起来，明清时期开始的海禁就是这种思想文化的一斑体现。
中华古代文明下产生的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封闭保守，造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的倾向，近代开始，它已经无法在世界近代化的冲击中生存了。
相反，欧洲的开放则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牟利的欲望和机会，商人的利益及其海外冒险事业得到了王室的支持。两者之间存在着如下交易关系：王室给冒险家们以委任和授权甚至一定的资助，而他们必须将所有掠夺来的金银等贵金属运至官署加盖戳记，登记自己的所有权，并按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
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导致16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大逆转。
闭关锁国，误国误家，只会造成落后挨打。所以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是英明的，是历史总结出来的教训，是民族进步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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