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很多人反思所谓原生家庭，但很少有人能真正直面和解构，作者把自己成长过程中那些细微的包括阴暗的心思都呈现出来了，包括当年那些想要融入更上层阶级的扭曲狭隘、对自己原生阶级的排斥傲慢，作为读者，有共鸣，亦钦佩其勇气。而他还用上了丰富的社会学解释，于是此书更像是Educated一书的背面，相似的逃离，但更冷静，也更理论化而非故事化。而我，喜欢为每一个斩断有毒原生家庭且还勇于回头直面童年痛苦的人鼓掌
这本书经常让我想起自己的原生家庭（虽然我很讨厌这个被用烂的词），我在《初老杂思》一文中曾有部分反思，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可能系统化、甚至理论化地写出像《回归故里》这样的反思
一
即使我们成年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相较童年时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我们极力排斥过去，童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社会化的方式依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因此，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也就是我们曾离开的环境，此处应进行广义上的理解），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浮现脑海——我们希望已经摆脱、但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造就了我们的个性的那些东西，即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无法相融，但又时时刻刻共存于我们体内）；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那漂亮而有力的说法来描述，就是一种“分裂的习性（habitus clivé）”所引起的忧郁。奇怪的是，当我们试图超越，或者至少是安抚这种情绪时，原本分散而隐蔽的不安感反而会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来，忧郁感也会倍加强烈。事实上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发现或者说再发现了这些深藏于内心且不断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感觉。
拉康在一次他的“讲座”（Séminaire）中说得极好，他说，父亲去世之后，下一代（至少是儿子）会感受到一种焦虑：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他成了孤独的排头兵。
回到兰斯后，我就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一方面不断提醒自己这个问题的分量，一方面又在否定它，在我的写作中不断否定，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否定）：我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观点（也是我对于自己过去及现状进行思考的基本框架）是，我之所以与家庭决裂必然是因为我的同性恋取向，以及我父亲的、我成长环境中充斥着的憎恶同性恋心理；但同时，我是不是在用这样一种看似高尚而无可争辩的解释，来回避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因为想要脱离自己原本所处的阶级才离开家的”（与归因于同性恋的解释一样可能是真实的）
每次我和父母坐在一张饭桌上，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捉摸和形容的不适：他们说话行事的方式与我重新跻身的这个阶级差异巨大，他们会在每段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种族主义，以致让人奇怪为什么所有话题都一定能和它扯上关系。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像服苦役，它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以至于我得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给母亲的解释是我憎恨父亲，但这不是真的。真相是，我‘曾经恨’他，我希望将这种憎恨保留下去。我不想看到他现在衰弱的样子：这不是我憎恨的那个父亲。”
他的这段解释让我更为震惊：“人们如此地执着于自己对他人的憎恨，我猜原因之一便是，他们知道一旦憎恨消失，痛苦就会袭来。”
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我们需要摆脱认知中深藏已久的等级观念，以及概念架构的条条框框，进而摆脱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惯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我父亲经常说“在工厂工作不是女人该干的事”，因为他认为这证明他无法单独供养自己的家庭，有损他作为男性的体面，但他只能妥协接受他的妻子成为一个“女工”的事实，并接受“女工”这一词汇所携带的所有贬义：话语粗俗、不知廉耻，甚至是乱性的女人，总之，就是不正经的女人。这种资产阶级对于走出家门、与男工人一起工作的平民阶级妇女的看法，许多工人阶级的男性是认同的，他们并不想丧失这每天几个小时对配偶的掌控，因为妇女的解放会给他们带来夹杂着羞耻的恐惧。
二
“继亲家庭”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在工人阶级的世界中，夫妻及家庭结构一直以来——在任何时代——都充斥着复杂、多样、中断、重组、多次重组等情况（姘居情侣、在多个家庭中交替生活的孩子，以及各自尚未离婚就开始同居的半路夫妻等类似情况屡见不鲜）
直到后来的很长时间，我都为自己“混乱”的家庭状况感到羞耻：在外祖母和母亲的年龄问题上，我会对别人撒谎，因为这样别人就无法计算出外祖母生母亲时只有17岁；当谈到我称之为外公的这个人，我会假装他是外祖母的第二任丈夫……社会规则会对所处其中的所有人施加影响，那些希望一切事物都“井井有条”、充满“理性”、符合“标准”的人便可以将我们自幼年开始习得的社会规范视为圣旨。我们通过对社会的学习、通过社会规则带给我们的拘束感（羞耻感）——也就是当我们成长的环境与法律、政治规定下的完美形象（这种形象在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无处不在，它被当作唯一的可能性以及需要努力达到的理想状况，即便这套名义上的家庭规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相符时感到的那种羞愧——将这套社会规则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意识中。
过去，我曾因为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它无疑也解释了我为何对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如此不屑：将这套标准施加给我们的人（从根本上讲，他们确实为大众建立了标准），却是一群可以以正当名义“破坏”规则、享有非标准化待遇的人。如今，在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后，我知道了用于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对的、人为的、可变的、与所处背景相关的，且两者相互交叠，总是非绝对化的……我还知道违反社会规则的人不单要时时生活在焦虑与痛苦之中，还很有可能为此遭遇身体上的折磨，因而就会强烈地渴望进入那个合理合法的、“正常”的世界（政府的强制措施之所以能生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种渴望）。
我之所以想要摆脱我的阶级和家庭（很长时间内，我对家庭、伴侣、稳定关系、共同生活这样的概念唯恐避之不及），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从小就见证了夫妻暴力——日复一日的言语冲突、大喊大叫、疯疯癫癫。
如今，当我看到她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了社会不公最为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
人们并不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当我们提及时，多半是因为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当我们谈论他们时，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揭露（但保持必要的批评的距离，保持一种审视、判定的立场）一种社会不合法状态，他们总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归根结底，我所厌恶的，不是完成这个动作的人，而是这个可以催生如此行为的社会背景。
像他一样，我选择了自己。另外，我只是间歇性产生他提到的罪恶感。自由的感觉让我飘飘然，逃离宿命的快乐充斥着我，这些美好的感觉让我无暇悔恨。我毫不清楚哥哥现在如何看待这一切，也不知道关于我们的关系他会发表怎样的意见。
诸如平民阶级遭到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排斥，以及平民阶级在各种体制的强力之下必然遭受的歧视和压迫，这些可以被统计数据证明的事实不能通过其他更好的方式来解释。我知道人们会批评我落入了社会阴谋论的陷阱，说我假想出了那些居心不良的、黑暗无比的社会机构。就像布尔迪厄批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时说的：“这一理论倾向于用最坏的功能主义解释一切。”他写道，机制被理解为一种作恶多端的、人们因为要达到某一目的而专门设计的机器，他还补充说，“这种对于阴谋的幻象，这种将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一个邪恶意图的思考方式妨碍着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也许他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布尔迪厄的一些表达方式惊人地与他自己极力避免使用的概念非常相近，虽然他更多地使用“客观结果”而非隐蔽的主观意愿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例如，当他写道：“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在它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阶级的孩子，还有中产阶级的孩子（程度较轻），那么这个教育体系的实际功能是什么呢？
……
它至少导致了这个客观结果：拒绝平民阶级的孩子们，让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让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
三
我已经开始书写的这段“回归故里”之旅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它甚至可能是一段无法完成的精神、社会之旅。但思考过后，我开始问自己，母亲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她表现出的对于移民打工者，尤其是“阿拉伯人”一贯的恶毒的鄙夷，对她（一个总能感受到自己地位卑微的社会成员）来说，是否是一种通过贬低比她更加悲惨的人来获得优越感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贬低他人，为自己建立一种有价值的形象的方式，这是一种让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
四
我认为我做出了选择，事实上，我是被选择了，或者说我被那些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东西选择了。当一位文学老师表示出对我学业的担忧时，我意识到学习西班牙语这个选择让我进入了一个二流学科，并迫使我每天和学校中的不良分子混日子。不管怎么说，我很快明白了，我选择的这条路，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社会身份的人，而不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学习成绩的人（这意味着，一个平民阶级的孩子哪怕成绩优异，也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良的道路，也就是说，总是与优秀——既是社会意义上的，也是学业意义上的——有一段距离，相比之下总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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