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接到电话通知，下午5:30有大巴来接。下午5:30，正是七天前从旧金山到上海的航班降落在浦东机场的时间。
两个大箱子早就整理好了，妥妥地竖在床边，随身带的小行李箱上放着一个塞得满满登登的双肩背包，一切准备就绪的我在酒店房间里来回踱着步，不时地从窗口向下张望。说好下午5点半来接的大巴车过了一个小时了还没有影子。
十月初的上海天气比较凉爽，只有摄氏20度出头，但酒店的房间里却很闷热，打开空调却并没有冷风，只有一扇窗可以推出去大约30度，每每把头探出去，才能感受到一些凉意。
对面的小楼大概是宾馆的厨房所在地，从开着的后门里总会飘过来一些饭菜的味道，除了熟热气外并没有什么诱人的香味。而小楼楼顶的露台正好和我所在的五楼差不多的高度，上面晾挂着各色的衣服和床单，只有拼命向右看，才能避开这个小楼，看到宾馆正门前的一片空地。
不过即便是车来了，大约也不会停在正门口。记得七天前大巴车从浦东机场开到宾馆时，就是从宾馆的正门前开过，绕到后门停下来让我们下的车。
后门口看不到宾馆的名字，只有用毛笔写的“第xx号观察点”的标志。在这个宾馆住着的都是从国外回来需要集中隔离7天再回家隔离7天的客人，这些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低调地、悄悄地、灰溜溜地在晚上10点过后从后门进去，总算没有破坏酒店正门上挂着的“xx国际大酒店”的光辉形象。
这家据说早年曾经是准五星的宾馆现在看着已经比较破落，地毯灰扑扑的看不大出原来的图案，除了令即便是有着四个轮子的行李箱也很难滑溜地被推着走之外别无用处，而顺着每个房间门前铺过去的那条红色地毯更像是一块巨大的抹布，可能是因为最近不断地接受着消毒水的洗礼，开始发白了。
即便是这样，我的心里还是开心并踏实的。因为，终于回来了。
相比一些需要特殊签证的朋友，我是幸运的。新冠疫情让众多中美之间的航线停飞了，虽然是花了4万元人民币买到的单程经济舱，但毕竟算是从旧金山到上海的直飞。之所以只能“算是直飞”，是因为美联航的这趟直飞航班是要在韩国首尔停一下的，只是乘客并不需要下飞机，而是换一批机组成员再继续飞上海。虽然多了2个小时，但只需要在飞机上坐着等待，权当是从纽约飞回上海就行了。比起有些要开车到洛杉矶或者绕道欧洲回国的朋友，已经省事多了。
这趟航班基本是满员的，经济舱的座位之间紧挨着，按照专家的说法“两个人都戴口罩可以使得彼此的社交距离从1.5米延长到4米”，加上能够上飞机的都是做了核酸检测并且有着三天之内隐性的检测结果的，所以也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飞机上的伙食倒是出乎意料的好，大概也是因为我降低了的预期，本以为只是给点饼干薯片什么的，没想到一共送过三次餐，都是热呼呼的正经餐食，有米饭有炒面，还有三明治和火腿蛋挞，即便在病毒的阴影下，大家也都纷纷摘下口罩，大快朵颐了。
回到国内最期待的当然还是一饱口福。以隔离酒店一日三餐100元的标准，虽然没指望有什么特色美食，想想总觉得应该还是可以让国外的朋友们看着垂涎的。不曾想第一天的早餐就让我大失所望了。
东西看着倒是不少：一碗白米粥，加上一个分成大小六格的餐盒，两个大格里分别是酱油色的面条和酱油色的土豆片，两个小些的格里分别是几个带着黑斑和硬块的小紫薯和几片色泽粉红味道怪异的火腿午餐肉。另外两个小格子里是一个白煮蛋和几根海白菜酱菜。看来看去只能把粥和鸡蛋吃了，剩下的原封不动地盖上盖子，放进垃圾袋中。心中不免对于这种浪费感到有些不安。
后来几天的早餐一如既往地让我坚持选择了粥和白煮蛋，因为每天的餐盒里只是把酱油面条换成了白面馒头或是干瘪的白吐司，把黑斑紫薯换成了蒸土豆或者蒸胡萝卜。酒店的这份早餐不知算作什么价钱，我并没指望能有什么糍饭团煎饼生煎包，但还是偷偷地期待过没准哪天能给个菜包子，结果还是希望落空了。
我暗下决心，出去之后一定要花上15元去买一副烧饼油条一碗豆浆外加一个茶叶蛋作为早餐。
虽然早餐实在是没啥可吃的，午餐和晚餐倒还说的过去。尽管是饭多菜少，好在我的胃口小，每顿饭吃掉大约三分之一，菜基本吃光正好。
酒店确实比较旧，吃的也不理想，但令我感觉很好的是从降落浦东机场开始，见到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认真负责耐心友善的。
我在等着被分配去隔离酒店时，和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聊天，因为他被防护服裹得严严实实的，只能看到个轮廓，看不出年龄，一问才知道小伙子刚刚大学毕业，到单位报到后就申请来做志愿者了，说是想要给自己一个锻炼机会，还是第一天来机场值夜班。机场里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原来大多是各区的企事业单位输送的志愿者。
到了酒店也有人帮忙拿行李，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在微信中提醒量体温，送餐，收垃圾，送快递，一天几趟。酒店的房间不算小，床边可以放下一条瑜伽垫，有了Wi-Fi，可以和朋友聊天，上网课，跟着视频练瑜伽，隔离的日子，其实过起来也挺快的。
到了集中隔离的第七天，社区医院的医生和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和我加了微信，之后7天的住家隔离也都安排妥当。家门口会装上摄像头，每天会有人两次上门来测体温。感觉自己像是传输带上被托运的行李，贴上标签，一站一站地送往目的地。
终于有人来敲门，大巴到了，可以回家了。
车子开到我所住小区的马路对面，我和我的几个箱子被卸了下来，留在了路边。看到一位只戴了一个一次性口罩的男子匆匆走了过来，在距离我一米开外停下来，核实了我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却不愿意碰我的箱子，叫了一位保安来帮忙。
过马路到了小区的大门口，还不能进去，给了我一张“居家隔离观察法律告知书”，让我双手拿着拍照，留作证据，以后就没了任何不遵守隔离纪律的借口。后来有美国的朋友问我，如果你在居家隔离时自己偷偷跑出去会怎么样，我说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我自己都立照保证了，肯定不好意思违反呀。
签字，拍照，量体温后，小区终于放行，我背着包，拖着个小旅行箱，好心的保安在一旁帮我推着两个大行李箱，一起往里走，一回头，发现有个穿防护服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跟在了我们的后面，手里拿着一个消毒喷筒，一路喷着消毒水，就好像在给果树喷农药。我忍不住大笑，一不小心，做了回“害虫”！
又过去了七天，到了下午5:30，我用手机对着收到的隔离解除通知书拍了张照。14天的隔离结束，终于可以坦然出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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