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8点30分，我来到码头。按照齐飞的习惯，他应该会早到观察情况。我查看了码头各个隐蔽地点，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这次他真是太过自信了，根本没有想到我会来。
我选好一处最好的射击地点，等着他出现。晚8点45分，他出现了，神色十分紧张，不时四处张望，手里紧紧握住他的大皮箱。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当年他协助我们脱险的片段，产生的一丝怜悯让我放下枪，慢慢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东方……东方兄！”，他强装镇定和我打招呼。
“你这是要去哪啊？”，我看着他的眼睛，问了一句。
他没有回答，迅速放下皮箱，从身后摸出两只手枪，扣动扳机，正对着我开枪。一颗子弹从我右耳边飞过，一颗子弹从我左肩擦过。我明显看到他的双手在颤抖，已经拿不稳枪了。
“你……你……你别过来，放我走吧！我真的会……会开枪的！”，他这是在警告我吗？很显然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一颗子弹从他的后心穿过，他倒在了地上，是“鞋匠”带着组织的兄弟来了。
“东方哥，太危险了！还好你没事！”，“鞋匠”看着我，关切地说。
“你们都走吧，我要陪他待一会儿。”，“鞋匠”他们愣在了那里。
这时，齐飞抓住我的胳膊，示意我打开皮箱，里面有一封信，他已到了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东……东方哥，你……你拿着它……去……去广州，我……我儿子在……在那里！”，他死了。
“鞋匠”他们默默走了，我带走了齐飞的皮箱，回到了住处。第二天一早，我坐船来到广州。
广州，别称羊城，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中北缘，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中国南海，隔海与香港、澳门相望，著名的港口城市。
我在越秀区的一处普通民宅内，找到了齐飞的儿子齐一鸣。看得出来，他这些年没少跟着父亲吃苦，面色蜡黄，本已是16岁的少年，和10岁的儿童一般高。我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带他回到了香港。
此后七年，按照组织指示，我在香港暂时停止工作，蛰伏等待下一次召唤。不工作的日子，我有了更多时间陪伴一鸣。从我把他带到香港开始，为了他的安全，我将他一直寄养在陈光远家。
这七年，陈光远和王思文两位先生将自己毕生的文学知识和武学招式全都传授给了他，他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着新思想的博学青年。
最让我惊喜的是他对我的称呼，从哥哥到叔叔，最后到爸爸，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我，有了一个叫我父亲的孩子。这种感觉不亚于老来得子的喜悦，我决定把他带回台湾，交给劳拉一起抚养。
1960年3月1日，我接到组织指示，由于我个人年龄原因，组织经慎重考虑决定，将我的工作，移交给张锐。原则上同意我退居二线，从事指导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我可以带着一鸣回到台湾了，十年光阴，不知劳拉现在如何，我终于可以与她相见了。我告别了“鞋匠”他们、陈光远和王思文先生，带着一鸣坐船回到高雄。
一路上，一鸣兴奋地指着海鸟给我看，一望无际的大海，表面的平静下，暗潮涌动。我不知道我的决定是否正确，但做完这个决定开始，我就知道此生很难再与父母相见了。
【无戒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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