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四七：哪有那么多鸟事儿

《传习录》一四七：哪有那么多鸟事儿

来书云：“‘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功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王阳明学说的一个最显著特征便是回到“大本”“达道”上重新看圣人之学，不理解这一点，便很难理解他的大刀阔斧，很难理解他的“一概而论”。为了回到“大本”“达道”，王阳明不得不对《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进行重新解读，甚至用“致良知”功夫来实现“明明德”。粗暴一点讲，为了回到“大本”“达道”，在王阳明眼中，做学问除了“学为圣贤”，没有别的目的。在王阳明眼中，除了“致良知”，天下没有其他别的鸟事儿，或者说，天下各种各样的鸟事儿相对于人的“致良知”而言，压根就不叫个事儿。

你来信说：“先生所说的存养要在‘事上磨炼’。一天之内，不管有事没事，只一心培养本体，如果遇到一些事情迫使产生了感触，或者自己生发了感触，心里既然已经有所感觉，哪里还能自欺欺人认为是无事呢？但是就这些情况再三思虑一阵后会觉得事理大体如此，只当作无事发生一样对待，如此只是尽我们的本心罢了。但是仍然会有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或不够尽善尽美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又有时候事情来得多，需要分出先后顺序来依次处理，但每每因为才力不足，会为事情造成的忙乱所困扰，即使极力强打精神，也会感觉到精神上疲惫不堪、难以应付。遇到这种情况不免需要退一步反省自己，宁肯把事情放一放，也不能不存养本心。这样做对吗？”

你所说的功夫，对于道通你而言，也就是如此了，但是与“大本”“达道”不免还是有些出入。大凡人而为学，终身只是为了一件事。从少到老，从早到晚，不管从外在看有事无事，只做心中那一件事，这就是所谓的“必有事焉”。如果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宁可把做不完的事情放在一边，也不能不存养本心”，就是把做事与存养本心当作两件事看待了。所谓“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就是事物摆在面前时，只需尽我心中的良知去回应它，这就是所谓的“忠恕违道不远”了。回应事物时有尽善尽美和未能尽善尽美的区别，有困扰和失序的担心，都是因为太在意毁誉得失，导致的无法实现“致良知”罢了。如果能切实地致内心之良知，然后就会明白平日所说的尽善尽美未必就是真的尽善尽美，所谓的未能尽善尽美恐怕正是为毁誉得失所牵累，而以毁誉得失之心偷换掉了自己的良知所致。

陶行知讲“人生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究其渊源，恐怕正是王阳明的“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再向上追溯，恐怕就是孟子所讲的“必有事焉”，就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再追本溯源下去，便是周武王的“百姓有罪，在予一人”，便是商汤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人生这唯一的大事，只有超出了一己的私心私欲，将一己之身摆在天下苍生，摆在万事万物的立场上，才能称其为“大事”，才能让自己以人的姿态，傲然与天地并立，践履自己人之为人襄助天地化育万物的使命和责任。

回过头来，当我们心中真正存养下这样一件值得一生践履的大事之后，那些生活中的得失成败、利禄功名、毁誉顺逆，甚至市井中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还能叫作事儿吗？网上曾经发生过不少让人唏嘘不已的事儿，有求安安静静教书而不能而干脆选择结束生命的教师，有因为生活中的种种困窘非议选择遁离人世的明星。当一件件不配称之为“大事”的事儿充斥我们的本心时，哪一件事似乎都能要了我们的命。反过来讲，当我们心中真正存养下一件值得一生践履的大事之后，其他一切外在的鸟事儿都无法乱了我们的心，都无法害了我们的命。

懂得存养本心时，哪里还会有那么多的鸟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