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薄地讲，这么多年过去，几代张迷包括曾经的老潘自己在内都没什么出息，不过是跟着这些牛人人云亦云而已，独立的见解你就别指望了，连灵光一闪的感悟都稀罕！所以从1990年代至今，已经有几代书友，主要是女生不断要我和他们谈爱玲，我都谈腻了。因为她和昆德拉、杜拉斯、海子、王小波一样被时尚化、偶像化和符号化了，她作品的好处众所周知，在话题中被不断重复；她的不好处却总是没人敢冒犯，或者被选择性盲视，或者被人为地忽略。老潘不喜欢重复那些好处，只会说那些坏处。因为坏处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
——作者简介——
卡西老潘，原名潘顺华，湖北黄陂人，历经1980年代大陆思想风云，曾在国企工作，现为民营卡西莫多书店店主。真正把书读成生活并指导生活的读书且爱书之人。
曾经，有不止一位海龟朋友对我说过，老外平时吃饭就是保证人体所必需的营养，他们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专注于吃。这个中国特色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东亚大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所形成的治水社会及其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东方专制主义源远流长，历代权力者驭民术烂熟于心，他们都比马基雅维里老师更懂“二桃杀三士”之理。
我的同龄人、乡贤余世存《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文说中国人没有安全感，对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对战乱、对饥饿的记忆过于牢固，此心理积淀层累式叠加作用于个人而为饥饿型人格。即使生逢太平盛世，不改朝换代，你也要面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活的现实；即使你抱定一个不倒翁的老大一路冲向权力巅峰，你也要随时随地面对他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性子，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也还是可能被一脚踹下万丈深渊。人无限的欲望和生存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永恒的悖论使人抓狂，然世间可兑换成资源的除了金钱，唯权力而已。饥饿型人格来源于残酷的生存竞争，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强者通吃，只有吃到嘴里（被自己彻底占有）了，才不会被别人夺走。
无独有偶，在余世存这篇讲吃的名文问世前的半个世纪，民国奇女子张爱玲写过一篇讲穿的《更衣记》：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她甚至大胆推测——
“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妙文！“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让你穷尽一生都处于压力山大的生存竞争的边缘为衣食奔忙、疲于奔命正是历代专制者“治大国若烹小鲜”之道。久而久之，从被迫到自觉，你不知“文明”为何物，无法逃离这与生俱来的野蛮状态，抱着“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不撒手了。你的眼界、胸襟也同时被这“吃穿”二字所框定，世上所有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仿佛都不存在了。苟且都成问题，诗与远方不是扯淡又是什么？道德败坏、做人无底线乃逻辑之必然，更无暇顾及人生在世还有求知、审美和信仰之类的劳什子了。
我不否认日常生活叙事的天然合理性，但我坚决反对日常生活叙事的天然合理的唯一性。这个“唯一”很霸道，比霸道总裁还霸道。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出于无奈而不得不从祖宗和他人那里沿袭而来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策略竟被绝大部分中国人当做这“唯一”的人生哲学奉行一生！
没有人质疑吗？有，鲁迅就问过：“从来如此，便对么？”而正是这么一问，拉开了鲁迅与绝大部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中国作家的距离。但他否认过日常生活叙事的天然合理性吗？没有！他说得明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使以反对宏大叙事、捍卫日常生活叙事的天然合理性自命、习惯于作非此即彼的判断的论者如夏志清、止庵老师等人无言以对。
自夏老师《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以来，相当多的论者把老鲁作为五四启蒙话语、宏大叙事的代表猛批，然后抬出爱玲的日常生活叙事与之相抗——以此扬张抑鲁、万箭齐发，可是他们真站得住脚吗？爱玲肯定日常生活叙事不假，老鲁否定日常生活叙事了吗？老鲁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属于五四启蒙话语的链条不假，可如果他完全否定了日常生活叙事，又如何解释《故乡》、《社戏》、《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奔月》和《理水》里那些鲜活的、生命力旺盛的、流光溢彩的日常生活细节？老鲁手里的日常生活叙事丝毫不逊于爱玲好吗？老鲁只是不满足于日常生活叙事的唯一性而已！试问《狂人日记》、《伤逝》、《孤独者》和《铸剑》中那样直面人生的虚无与荒诞、追问个体灵魂的神作你翻遍爱玲全集找得到吗？对这一切，她不仅不能正视，还掉过了脸去，如曹七巧般“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那烟尘散尽的青春和恋情，反复回味、把玩，流连忘返。这结局恰巧被老鲁说中：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1946年，张爱玲去温州寻找被国民政府通缉的胡兰成，费尽周折找到的胡某却已经和新欢范秀美同居两个月了。逃亡途中的胡都不忘身体力行续写他的猎艳优胜纪略。张要求胡在范和她自己之间二选一，胡仅以搪塞推诿应付。在温州20多天，又在此后余生身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困扰到死的张终究难以直视胡的渣男本质，于1976年（果然“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完成了她奴隶美学的巅峰之作《小团圆》，用张写给胡的一封信里的一段话可以概括此书主旨：
“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从《小团圆》里摘两段看看：
“雨声潺潺，像是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他走后一烟灰盘烟蒂，她都拣了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
我不否认张某描摹人性所达到的精微度，但病态就是病态，再精微也是病态，沉溺于其中更是病态。读这部自传体小说，女主对年轻时对方所给予她的感官愉悦恋恋不忘，对游走于自己和其他女人之间的那位花花公子欲罢不能，百般回护，一往情深——够了。
话说老鲁小说创作的轨迹，看三本小说集的书名就会很便捷地捕捉到他内在心理转换的消息。首先《呐喊》以建构启蒙话语为开端，其后《彷徨》对启蒙话语产生怀疑，最后《故事新编》解构了启蒙话语、宏大叙事的意义——老鲁自己才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解构宏大叙事的先行者。
稍微浏览《故事新编》的若干篇什，时间以翻过多少张烙饼为计量单位，恰与“民以食为天”的古话暗合，历来在正史中高大上的伯夷、叔齐躺在西伯姬昌办的养老堂里靠晒太阳、打太极拳过活，直到姬昌之子武王姬发起兵伐纣，以下犯上，二位劝阻无效，躲进首阳山取不合作主义，与史无明文、浸透了世俗气的拜金、拜官女阿金碰个正着，阿金成为他们的终结者，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将他们“不食周粟”的节操击得粉碎；从20世纪穿越到古代去的满嘴英文或者山寨英文的一帮不着调的砖家噱者在所谓文化山上对治水的泥腿子大禹评头品足，指手画脚；古神话里射日的英雄后羿娶美人嫦娥为妻，金童玉女婚后的主食不过是乌鸦做的杂酱面；在这片盛产道德家的神奇的土地上，人类的恩主、泰坦女神女娲建立了震古烁今的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丝不挂、赤身裸体而被她的造物、后世古衣冠的小丈夫一边谴责她伤风败俗，一边站在她两腿之间朝上看……这随意点染的、越轨的笔致不但解构了宏大叙事，甚至走得更远，还解构了日常生活叙事本身的唯一性，让开放的文本指向了无限的可能。
再看爱玲那沉溺于日常生活叙事本身的、粘滞于物到蚤满华袍为止的小聪明，面对这妙手天成、鬼斧神工的如椽巨笔又算什么呢？
记得拥张派掌门夏志清老师回忆1960年代他在台湾和爱玲见面、握手、惊为天人的文章，那个麻呀！2007年，剑指金狮、豪情满怀的姜文同志郁闷了，他的《太阳照常升起》未曾升起于威尼斯。而通过影片《色·戒》搭爱玲的顺风车的李安老师带着他颓败的东方情色景观攻陷了这座意大利水城。华语电影被西方世界有选择地接受与疏离，使我联想到贾大师平凹那腐烂的长篇文人小说《废都》在法国如探囊取物般获费米娜奖的趣事。
当年张爱玲凭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重返华语文坛时，她除了改写旧作，或者把旧作翻成英文之外已经无事可干了。仅《金锁记》一篇，她就连改带翻，折腾成看篇名就令人大倒胃口的《粉泪》、《北地胭脂》和《多少恨》三篇，在英美市场上碰了一鼻子的灰。如朱大可兄所言：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尽管我在关于新文化运动、关于鲁迅的评价等方面的看法与朱大可相左之处甚多，但他的这段对晚年张爱玲鞭辟入里的分析却是知人之论。
把平凡的、不完美的芸芸众生作为人性的着力点予以开掘原本无可非议，但由此滑向无聊、宣泄和俗不可耐则是一位作家的失职了。
在1980年代的某个秋日暗淡无光的灰蒙蒙的午后，拎了老爸弃置一旁的一堆酒瓶和一摞《参考消息》去废品收购站换得几文小钱、还在读初三的书虫老潘我无意中从中国内地小城安陆新华书店降价门市部如垃圾般混放的书堆里淘到了一本半价处理的《传奇》。该书小32开，淡绿色封面，归属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系列。读罢此书，惊为天人之作！随后一周早餐免了，拿早餐费再往，将《传奇》余书5本全数购回，不遗余力推荐给周围书友，甚至强行分送给他们！那时候除了《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外，大陆知识大众还不曾领略张作的魅力。
此后小平南巡，世俗化大潮卷起掀天巨浪至今未息，知识界一代领航人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高蹈而不接地气的所谓“理想”和它的对立面五四启蒙话语一同被解构，宏大叙事休矣，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所象征的日常生活叙事的天然合法性得以伸张。余华《活着》只为了活着，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满纸冒着人间烟火气的爱玲在被大陆文学史教科书放逐近40年后得以回归。这期间两岸三地的学人夏志清、刘再复、余斌、陈子善、止庵，作家白先勇、朱氏姊妹、苏伟贞、李碧华、亦舒、琼瑶、三毛，电影导演李安，张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等更是不约而同地推波助澜，把爱玲的影响从文艺界拓展到华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霎时张迷遍地。进入新世纪以来，著名画家兼社会批评家陈丹青老师在不断推广木心的同时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张迷”身份。如此庞大的队伍，雨露滋润几代文青成长，爱玲不红断无天理！这就像我谈爱玲时，只有我自己寂寞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中久久回荡；后来比我占有更多文化资源、更有号召力和话语权的人纷纷谈张爱玲，被他们的大合唱吵醒的人呼啦啦漫山遍野！到了这个时候，作为大陆改开后第一代老文青兼第一代张迷的老潘反而从中闻到了一股过于浓烈的昆德拉所指称的“媚俗”味，反而不好意思凑这个热闹了！刻薄地讲，这么多年过去，几代张迷包括曾经的老潘自己在内都没什么出息，不过是跟着这些牛人人云亦云而已，独立的见解你就别指望了，连灵光一闪的感悟都稀罕！所以从1990年代至今，已经有几代书友，主要是女生不断要我和他们谈爱玲，我都谈腻了。因为她和昆德拉、杜拉斯、海子、王小波一样被时尚化、偶像化和符号化了，她作品的好处众所周知，在话题中被不断重复；她的不好处却总是没人敢冒犯，或者被选择性盲视，或者被人为地忽略。老潘不喜欢重复那些好处，只会说那些坏处。因为坏处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
自1949年后，至1980年代以前大陆的大学文学教育给地位最高的是鲁郭茅巴老曹，外带冰心叶圣陶。1990年代港台热过来动摇了这个正统的座次表。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因为受港台学者推崇，加上大陆年轻人反感正统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些作家跟着民国热回潮。这中间有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就是你原来塑了金身的那些我讨厌就都扔了，你原来放逐的人我才认同！逆反心理呀！其实，在这两拨人之外，还有萧红、路翎、汪曾祺、废名、冯至和穆旦啊。白话文运动以来，汉语文学成就最高的文体是新诗。现在看被官方形塑为鲁迅继承者和左翼文坛巨擘的郭沫若早已风光不再，茅盾冰心叶圣陶成就被高估了，但港台学者推崇的钱钟书我真的不以为然，沈从文是大作家不假，周作人、老舍也不差。可是我既不认同林贤治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的鲁门家将的凡是派立场，也不认同朱大可、韩石山把鲁、毛一锅煮的逢鲁必反的情绪化的弑父情结。我坚持鲁迅的文学地位不可能被拿下，他的写作高度和作品风格的多样性至少在小说领域还无人可及。曹禺在戏剧上的成就也很难被撼动。以我多年的阅读积累和经验，我有我自己的个人的判断。我既不被大陆正统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也不照单全收港台学者的是非观，在这两者之外的好作家我同样会看重。
谈张爱玲，我认为她在大陆热了这么多年，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陈子善、止庵和陈丹青老师。可这三个人恰恰造成了张迷的两大认识误区：一是陈子善、止庵和海外的夏志清遥相呼应，他们嘴里的爱玲那是神仙姐姐一样的人物，爱玲作品哪怕中学时代的一张便笺都被视为圣物，世间种种只要和爱玲扯上关系都妙不可言，都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说林贤治是鲁门的凡是派，那么陈子善、止庵则是张门的凡是派。二是陈丹青老师总是把张爱玲作为民国范儿的代言人来诠释，可惜与其说爱玲代表民国，不如说她和王国维一样追慕的是那个被民国取代的大清更准确，不信你仔细闻闻她那些散文里透露出的那种阿Q所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的落寞贵族的气息！在《五四遗事》里她写的有民国范儿的新式学生并不可爱，甚至还有几分滑稽。在与父母的关系处理上，她其实更依恋整天游手好闲、吸鸦片的父亲，而不是作为新女性自食其力的、冷漠的母亲。
张爱玲是个人主义者，并且是比许多嘴炮女权主义者更值得尊敬的、和她母亲一样完全能够自食其力的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当然强调“自我”的价值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个人主义者，可同时更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一点与列夫·托尔斯泰、狄更斯、雨果如出一辙，必须从他们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我”这条道路上追问的是一个人的灵魂何处安放的问题，这个“自我”只是他的话题切入点而已。而张爱玲自幼浸染在中国的世俗生活里，她的喜怒哀乐都与先天缺乏超越性的、实用理性当道的汉民族思维方式息息相关。与其说她继承的是以孔孟儒学为主线的士大夫大传统，不如说她真正亲近的是元明清以来通俗文艺即市民小传统的代表作《金瓶梅》、《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这两者的区别概括起来，前者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者是“王侯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土没了”；前者要“好男儿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者却“悔教夫婿觅封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我不敢完全否定这些，无论大传统或者小传统，作为历史文化的产物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我只是要指出汉民族传统中的这两者虽有区别，但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雨果的那种由此岸伸向彼岸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绝缘。陀氏个人主义观照的是弥漫人间的苦难以及作为每一个个体的受难者，最终趋于超越性的人类之爱——当然在陀氏与他的英法同行狄更斯、雨果之间也有微妙的差异：陀氏超越性的人类之爱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有关，狄、雨二人超越性的人类之爱则与以个人为本位、尊重私有财产、重建优雅的社会生活秩序相关——此处从略——与陀氏相比，张爱玲的这个“自我”却永远与一个贴在心口的男人有关，也与世俗的利弊得失有关，所以天国的门很难向她敞开。也是，张本人也未必在乎天国的存在与否，她对天国可以说完全浑然不觉。张一辈子的注意力没有离开过男人，她确实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从上海、香港到洛杉矶，张氏的胡琴咿咿呀呀地在《金锁记》、《怨女》、《半生缘》和《小团圆》中流淌到死也不曾奏响红颜易老、人生朝露一类陈词滥调之外的异音；从彼得堡、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陀氏则带着《死屋手记》、《群魔》、《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一块块板砖只管砸向我们，被砸得遍体鳞伤、昏头胀脑的我们几乎让陀氏的这一拷问逼到了死角：在“上帝死了”之后，作为上帝弃儿的个人如拉斯柯尼科夫能否取代上帝，行使上帝之权？
抄一段我在2007年9月15日所写的博客文章：
“从威尼斯传来的消息，俺们的大导演李安的情色电影《色·戒》勇夺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最佳电影金狮奖。李安前年的《断背山》打的也是所谓‘情色’牌。娱乐新闻说，《色·戒》首映式上记者们看得血脉贲张，其中的虐恋镜头量大、持续时间长，非常刺激感官，但都是为艺术献身，必不可少云云。好家伙，在艺术片圣地威尼斯获奖，无疑是艺术、品位和格调的保证，尔等岂可不看！
“艺术，艺术，多少破烂假汝之名以行！
“当初李安《卧虎藏龙》的那套花把式居然稀里糊涂征服了奥斯卡，使我对奥斯卡的成色大摇其头。”
影片《色·戒》把对国族荣辱的想象与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的性爱感受相勾连是我难以认同的，情场老司机和职场新鲜人的相遇，一边是大象，一边是蚂蚁，这天平的两端对称吗？大的国族概念与命如蝼蚁的小人物之间搭界吗？考虑过责任能力吗？爱国爱到了敌人的床上去，就像当年名妓赛金花为感化敌人、献身瓦德西的所谓“义举”这种爱国主义传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吃瓜群众是信了。我倒觉得，比起爱国，大伙更爱八卦吧？
与《色·戒》相类，我至今不认可《卧虎藏龙》的获奖。同样，这也并不妨碍我看重李安摘取奥斯卡奖的另一部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艺术成就。一码归一码。放开电影不谈，我更反感娱乐新闻的煽情炒作。
很久以前，我读过小说版《色，戒》，作者和叙事者界限模糊，戏里羊爱上狼爱得匪夷所思，与戏外张爱上胡一样惊世骇俗，戏里戏外不辨牛马、难断云泥，不算什么有份量的佳作。我把它理解成她向她的间谍小说偶像、《寒风孤谍》的作者约翰·勒卡雷的一次不成功的致敬行为。与写间谍的大咖勒卡雷比，爱玲不过菜鸟一枚。这小说和其他的张爱玲作品一样，弥漫了一股颓败的明清文人气息。据热衷于八卦的海内外张迷考证，小说可当作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罗曼史看，对满足大家的窥视欲、进一步亲近爱玲提供了便利。如果这是真的，张爱玲写它是不打自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她那么聪明的人，却爱上汪伪政权要人、以玩女人风流自赏的胡兰成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说一句得罪张迷的话，张某真是心理畸形得可以，倾向受虐，被流氓文人（明清文人的遗民）胡某撰文夸赞了几句就鬼迷心窍恋父情结大发作心甘情愿被玩弄于他股掌之中痛并快乐着！在两人相识伊始张送给胡的照片背面她竟提笔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话说张某靠卖文为生而不靠男人养活这一点应该是值得尊敬的，可惜在精神上她从不曾断奶、获得过真正的人格独立。她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女人花男人钱天经地义的执念。学术界的拥张派从张某作品里挖掘出女权意识，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必须承认《金锁记》、《封锁》和文青、伪文青们随身携带的《倾城之恋》可传世，张某散文《童言无忌》、《私语》、《天才梦》更是妙语连珠、光芒四射！但她的生活却只能用“一塌糊涂”一词来形容。
也许张迷们会引爱玲的语录为爱玲辩护：“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因为真正的爱是无目的、不讲理的，爱只是爱。OK，既然无怨无悔，自称“我将只是萎谢了”的爱玲为什么不甘心与小周、范秀美和平共处，却要别过那薄情寡义的胡兰成而去呢？你去就去了，却何苦用尽几十年的光阴反复咀嚼那位先生一时兴起的承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而至死方休呢？在我看，张这个人在生活上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她从小就以“天才”自命，刻意与众不同，衣不惊人死不休，爱上一个有夫之妇不打紧，情不自禁地爱上一个汉奸，而且是一个以御女无数自豪的汉奸！那才是她最具表演性的惊世之作！
看张爱玲和张迷们汇报她阅读史的两篇长文《谈看书》、《谈看书后记》里并没有扯到她之前或者与她同时代的大师或者大师级杰作，以她最擅长的英语视角看去，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瑟夫·康拉德、威廉·福克纳、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这批小说新潮的弄潮儿几乎绝迹，文章拉拉杂杂，大量篇幅用于叙述赫尔曼·沃克《凯恩号哗变》和查尔斯·豪《叛舰喋血记》，而且主要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的人物情节，毫无亮点可言，读之气闷。
从胡兰成《今生今世》里我们知道，张爱玲谈得最多的大师级作家是萧伯纳，但萧伯纳的主攻方向在戏剧，不在小说。张爱玲所喜爱的小说同行是毛姆、威尔斯、勒卡雷这类故事家，而不是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这类精神巨擘，更不是伍尔夫、福克纳这类新小说文体的探路者——这一长串名单的选择让我们不难了解，她太醉心于讲故事了！太醉心于讲故事使她和20世纪现代小说革命的浪潮相互隔绝，从《金锁记》、《怨女》、《多少恨》到《小团圆》，不管她怎么写，一路下来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故事：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张爱玲所感叹的何尝不是她自己呢？
无独有偶，年长她9岁、却早于她半个世纪撒手人寰、与男人们同样纠缠不清了一辈子的另一位天才、奇女子萧红也如是说：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可这到底怨谁呢？
欢迎有独立思考的你在文尾留言对社会热点进行点评和批评。
原创文章，谢谢卡西莫多潘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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