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就是“上市”，奢侈品帮助我们抬升“市值”
查尔斯·汉迪曾说，
现代的贫困感不是绝对贫困感，
而是相对贫困感，
我们的贫困感来自于邻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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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繁荣腾飞，日本人一下子变得非常有钱。当时没有豪客这个词，但是我相信当时的日本人在世界上就扮演着一种豪客的身份。
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峰上有一个很好的滑雪场，有一年我去参观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个副产品——每年这里都要出台一个关于世界经济状况和消费力的报告。
这个报告基于的数据就是每年来到这里的游客数量以及他们各自的身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里超过一半的人都来自日本，仅从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日本经济在当时有多繁荣，但是现在去那里的日本人少得可怜。
当然，在那里你还是能看到很多亚洲面孔——差不多有一半是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些一看就是韩国人。当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不仅仅是去那个地方滑雪，他们到欧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买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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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很多的欧洲奢侈品公司超过一半的销量有由日本人贡献的。1982年，LV在东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开业前一天的晚上，就有人开始在门口排队，早上这家店开门的时候，排成的长队已经有3.2公里。
有人分析，为什么日本人会疯狂的到国外旅游、购买奢侈品？除了个人，还有日本的公司在全世界进行收购——买下帝国大厦，索尼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这种买买买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身份的焦虑。当你拥有了一定资源的时候，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每个公司、每个人都力图通过对更多的资源的占有，来让自己的价值在整个价值排行榜上往上移。
奢侈品虽然叫奢侈品，其实它是一种非常便宜的、简单的、简陋的来缓解我们身份焦虑的商品。
即使是在经济最繁荣时期，日本人的住房的条件都是很差的。很多所谓的精英人士，也只是住50平米左右的房子里，而100平米的房子在当时绝对是豪宅了。
每天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匮乏感、威胁感，就能感受到那种如果不小步快跑，就有可能被淘汰的危机感，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每个个体的净资产。但是每个个体又不甘于让自己仅仅是拥有这点净资产，又力图在市面上，在一种广义的市场上，做大自己的市值。
幸运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在这个市场上真的有很多人在为每个人打造了一套价值评估系统。那是什么呢？就是你处于移动状态——当你走出家门到外面的时候，你穿的衣服、鞋，提的包，甚至是你系的腰带、用的钱包都是有一个价值清单的，什么样的品牌是处于最上面的，接下来是什么，再接下来是什么，最后是什么。
一旦我们走出家门，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上市”——我们处于IPO的状态。每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市值要高一点，既然这个社会、这个市场已经给我们打造了一套价值体系，那我们就去购买，想方设法符合这个价值体系，你处在什么样的等级上，我们就想方设法用各种标签——用大家公认的、整个社会通行的社交货币的币值来评估自己。
当你提一个包的时候，它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装各种东西，但是它还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social currency（社交货币），其实它也是有“面值”的。每一个包上、每一件衣服上、每一双鞋上，都是有社交面值的，你必须购买这些产品，来让自己的社交面值尽可能大。
幸运的是这个东西并不太贵，这个对于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偏下的人群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因为如果纯粹是按照净资产来评估自己的价值——比如按照我们住房的实际价值——因为有的人住50平米，有的人住60平米，有的人住100平米，有的人住1000平米，那么有些人无疑是处于下层甚至底层的。
但是奢侈品总的价值并不高，虽然就这个产品来说贵得离谱，但是它们的总的价值和和那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受用的那些用品的价值比如房屋的价值相比，是相当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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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购置一套行头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奢侈品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处于巨大的焦虑，唯恐自己在市面上、社会上的价值被人低看的那些人来说，它是一个超越自己所处的价值线，快速移到价值高位的非常方便好用的工具。
所以奢侈品——我指的是移动性的、随身携带的、可以给别人看的奢侈品，可以作为社交货币。向别人展示的奢侈品在一个区域里越畅销，就越说明这个区域里的焦虑指数越高，也可以说绝望指数越高，而这种绝望是一种“静静的绝望”，这是一种很光鲜的绝望，那是一种我们只能用敷衍的方法去“解决”的焦虑。
实际上这种焦虑我们并没有解决，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稍稍地缓解了我们内心的焦虑。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止疼片——起码是在特定的时间段，我们内心的隐痛通过这样一些东西，让我们感受不到。
当然，当你从外面的世界回到你自己的世界的时候，这种疼痛感又回来了，所以奢侈品是身份焦虑的一个最典型的象征。当我们深陷焦虑但是又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方法来暂时的缓解我们内心的焦虑，但是有些方法回头想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经常会采用。
比如在同学聚会上，一个人兴致勃勃的向大家报告自己的好消息——升职、发财、娶到了漂亮的老婆等等，当他很认真的向过去的同学说出这个好消息，打开手机各种展示他的实力和美好的照片的时候，遇到的反应常常是三种：第一种，装作没听到；第二种，尴尬的一笑；第三种，长久的沉默。
这三种反应其实也是在缓解某种焦虑，那些本来是和我们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人，一旦他的市值上去了，越发显得我们的市值很低，这个时候，我们的焦虑、绝望又加深了一层，这个洋洋自得的的缺德鬼，其实是往别人的伤口上撒一把盐。
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用这三种方法来掩饰、缓解我们内心的焦虑。其实这三种方式也可以用那五个字来形容——静静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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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我们描述的种种焦虑的状态，都包含着一个关键词：不服。意思就是说：我是这样的状态，但是我不甘于这样。我要力图表现出、假装成高于我所在的那个价值。不愿意承认自己价值的净资产，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不服。
服，或者说臣服，在英文当中叫 surrender，是投诚、缴械，心甘情愿的认输。不服就是不投诚、不缴械、不认输。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还有一个词，就是失败。我们不愿意承认失败，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价值的净资产，可以说，这样一种心态是整个现代社会加在人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负担。
因为你只要在社会上混，就意味着上市；你只要上市，就意味着你要进入一个排行榜；只要你进入这个排行榜，你就会立即体验到匮乏、挑战甚至是危险。当然，对于商家来说，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假如每个人要没有这种挑战、匮乏感、危险感，很多商品是没法卖出去的。
很多公司发行的种种社交货币，根本就是废纸。买不起LV包的人，一般会说，那个包有什么好买的，不就一人造革吗？的的确确就是一个人造革，但是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自身的价值。
就像我们说的，这是一张100元的纸币，不是说这张纸值100元，而是这张纸代表着100元，它的面值是100元。尽管LV包是人造革的，不是真皮的，但是它的面值很高，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可以说，在消费品领域，几乎所有公司都差不多为争夺“铸币权”而奋斗，让自己的公司成为一个特殊意义上的印钞公司。印什么？印社交货币。当一个社会进入相对富裕以后，最匮乏、最稀缺的资源就不再是实体意义上的资源，而是名声意义上的、虚拟意义上的资源。
这就是为什么查尔斯·汉迪说，现代的贫困感，不是绝对贫困感，而是相对贫困感。我们的贫困感，来自于我们的邻居的眼光，来自我们连襟的眼光。
过年过节，一对连襟到丈母娘家去，那是一场残酷的、激烈的、静悄悄的竞争——你开的是什么车去的，你带的是什么礼品去的，这就是现代社会制造的种种故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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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简史》里，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把这种东西叫做思想病毒。现代社会用各种手段，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当中注入这种价值标准、价值体系，然后发行种种社交货币，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中毒了——我们已经在思想上吸毒了，我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本来没有的欲望。
就像吸毒的人，他的欲望不是他本来就有的，是因为吸毒产生的一种病态的而又无止境的强烈的欲望。你一旦染上了这种思想病毒，那么你就对各个厂商提供的、缓解你内心强烈的、折磨着你自己欲望的种种商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赖。
在尤瓦尔·赫拉利看来，我们社会的成功或失败，都在于我们已经制造了很多故事，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会接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会变成我们头脑中一种固定的程序——我们会对他们提供的“止疼药”或缓解我们“毒瘾”的种种产品产生强烈的需求。
换句话说，现代市场体系批量制造各种各样的思想病毒，将大多数人驱赶到焦虑区，从而让所有处于焦虑区的人，为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解药来买单。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讲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或者说三个区的理论，这里我们只是提了一些问题，没有提供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到底处在哪个区；第二，如果我们已经处在焦虑区，我们如何逃离焦虑区；第三，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想不想逃离这个焦虑区。
我本人和赫拉利对此的答案是差不多的：其实我们完全明白我们处在焦虑区，我们也没有实质性的愿望，也没有实质性的能力来让自己实现一个胜利大逃亡——从焦虑区进入到学习区，把焦虑感转化为紧迫感。
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明白这三个世界的理论的时候，多少能让我们自己反观自身，当我们因为焦虑而痛苦的时候，我们至少知道，这痛苦从何而来，哪怕我们在苦中作乐，我们至少也明白，这是自作自受，当我们明白我们在自作自受的时候，这个痛苦也许会减少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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