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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黎明到黄昏》
1914 ～ 1918 年的大战把现代世界抛上了自我毁灭之路。那场战争被称为大战只是因为它的规模大，并非因为它有任何崇高伟大之处。 1940 年爆发了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之后，鉴于它已是第二次，前一次就被叫作第一次世界大战。
18 世纪的欧洲战争也是世界大战，当时的混战远及印度、北美，甚至海上。只不过它们不是不同人民之间的战争，没有威胁到文明的生存，也没有导致一个时代的终结。
还有第三种力量也在起着作用：对暴力的施行和信仰。当时许多人因欢欣于丰富的艺术创造和卓越的才智而无视这第三种力量的意义；但也有许多人出于对暴力的恐惧或热衷而专注于它。
威尔斯一度是费边社会主义者（ 686 ＞），但后来离开了那个团体，因为他认为它的想法不可行；但是他对民主自由主义也有怀疑。他的专长不是政治，而是对社会状况的研究，这反映在他颇受欢迎的小说之中。事实上，根据先前所作的定义，他的小说只能算故事：人物可信，但没有令人难忘的虽属虚构但近似生活的情景，结局清楚地显示出社会的困境，有时这样的困境在故事中通过常识和独具慧眼的预言性建议得到解决。
切斯特顿不同意萧伯纳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威尔斯的改革主义主张，而是和贝洛克一样信仰天主教教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教诲；他是在事业中途皈依天主教的。他提出以分配主义，即实现财产的广泛拥有，来结束资本主义财阀统治的罪恶。它将使个人重新获得独立，成为真正的民主选民，而不是受新闻界操纵的民众。腐败的新闻界实际上控制着统治百姓的官员
原来纯粹报道政治新闻、重大事件和讣闻的四到八版的报纸变成了大众教育的全部来源。今天的电台和电视台把这些内容收在节目中，真正的新闻反而少了，节目的内容更加五花八门；报纸上的一篇连载故事和 20 版的广告变成了 6 部肥皂剧和 50 条广告。
萧伯纳虽然他的剧作经常上演，使得今人对他的名字和他的几个观点耳熟能详，但他天才的范围和他在西方文化演变中的地位却由于伟大人物身后通常得到的赞誉而被掩盖住了。他是都柏林人，家境破落，既没有赞助人也没有前途，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在五六个领域中确立了影响，成为半个世纪中文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世界名人。他的著作一再重版，篇幅不等的传记连续不断，把他非凡的一生呈现在公众面前。
萧伯纳如同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是有意识的实用主义者。艺术作品的关键在于它的效果，无论这效果是如何取得的；如果严守以前的形式规则或任何限制，那么产生的作品就不是艺术，只是学术练习而已。
萧伯纳从事政治宣传，赞成素食主义，反对活体解剖，提倡有利于健康的衣着，并为之大声疾呼；他对世上各种人等通通发出批评，包括医生、学校、监狱、父母、政客、演员、主教、音乐家、乐队指挥、庸人和国王的戏剧审查官。但在所有这些问题之上，萧伯纳最为关心的莫过于哲学和宗教，它们对他来说甚至比写作和导演他的剧本都更为重要。他不属于任何教会，也不是独立的基督徒。但他不断地用现代词语来阐述耶稣的教诲和教会的教义，特别是天主教所说的“每一条教义中都有灵魂”。
重新诠释神话和教义以满足现代人对信仰的需要还相对容易，而终极实在究竟是什么样子则较难想象，因为本着务实的精神从抽象和传统的理想转向在人的事务中采取有效行动，争取实在的结果，这并不会产生未来的目标，而且这种转变在得到实现或者成为传统之前，也只能同样是抽象的理想。
在大战进行得最惨烈的时候，萧伯纳对人是否有能力战胜自己的野蛮本能和克服撒谎、说空话大话的倾向感到了绝望
萧伯纳晚年时像布莱希特、韦布夫妇和成百万其他学者和知识分子一样，推崇苏联的共产主义。但是，从萧伯纳身上看得出，他的动机可能与他人有异。他赞成政府进行谋杀和屠杀，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绝望赌徒的孤注一掷。这不仅与他一生清晰务实的思路截然相反，因为持续的暴力意味着实际上的失败，而且也与他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剧本所提倡的精神格格不入。
自由主义的成功靠的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这一原则；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出于明智的政治考虑把这个理想从放任自流改变为开明公允。这一改变造成了用语的混乱。在美国，自由主义者指的是赞成规则、权利和各种保护的人，自称保守主义者的共和党人则像受亚当 · 斯密教育成长起来的老式自由主义者一样努力争取减少政府干预；他们在敢于做到的范围内尽量反对社会方案。在法国这个政府干预一直很强的国家，自由一词保留了它自由市场的经济含义，只有一个半保守性的小党在名称中使用这个词；主要政治倾向则以左和右来划分。
冲突总是为了争夺地盘，无论是在欧洲，像奥地利的战争，还是在全球，像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战争。意大利在非洲所得太少，一直渴望着再打新仗。这种激烈的争夺使得那些寻找大战单一成因的人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后来改名为殖民主义。它当然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但它无法解释交战双方的联盟行为
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武装到牙齿。德国不断增强装甲和大炮的力量并拓宽了基尔运河，以便进入北海；与此同时，英国建造了无畏级战舰和超无畏级战舰，法国把服役期延长到三年。各地的新闻报道和街谈巷议说的都是“下一场战争”。一位德国将军写了一本书，标题中就有这个词语，德皇挑衅性的讲话也使得紧张有增无减。
英国人胜利后宽宏大量，使偏执的布尔人政权得以巩固；美国成了扩张主义的强国，在境外有了自己的殖民地。布尔战争对新世纪的贡献不可小视：在战斗中使用达姆弹（可在体内爆炸），军服用卡其布的颜色以便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还有一种新制度 —— 集中营。
这个学说的谬误在于把一个民族看作一个有着共同生物遗传特征的种族。把民族与种族等同起来违背了最起码的历史知识。
如果民族是混杂的“种族”的话，那么民族集团就更加混杂，这类集团的名字则完全没有意义。“北欧”一词不表示任何“血缘”或特征。即使某个民族据说注定会有某种命运，也总有人努力与这种命运抗争。
就在那个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紧张争吵的月份中，巴黎和其他国家的首都正饶有兴趣地等待着一桩谋杀案的审判结果。一位著名人士约瑟夫 · 卡约是法国唯一一位努力与德国达成谅解的政治家，他通过放弃非洲一些不重要的土地化解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鉴于后来发生的事件，应当在此介绍一下战前俄国的普遍心态。几十年来，俄国的知识阶层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斥责或策划反对罗曼诺夫家族的专制统治。暗杀、处决和发配到西伯利亚的盐矿做苦工都没能扑灭他们的反抗精神。小说和戏剧激励着这种精神的继续，由于政治作品必须经过审查，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传统：小说和戏剧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还起政治宣传品的作用。 1881 年，宣布解放农奴并表示愿意考虑一些改革建议的沙皇被人鲁莽地杀害。这一事件造成了更多的处决和进一步的激进活动。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反抗当局、渴望自由已成为普遍的情绪。马克西姆 · 高尔基的小说和戏剧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也因之成为反叛意见的领袖。
大战结束不久后，有远见的观察家就预言有可能会发生又一次大战。显然，西方文明进入了一种不可能完全复原的境地。无论是物质上还是道德上的破坏都深入肌髓，把创造的能量掀离了轨道，先是流于轻浮，然后就进入了自我毁灭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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