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

本书将以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个特征作为线索，解释三个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第一，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第二，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在世界上落后了；第三，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时候，超大规模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我先来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书名，为什么叫《枢纽》？“枢纽”这个特性是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为什么说中国是世界上的枢纽呢？我们就得分析一下世界秩序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简单说，世界秩序中包含着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这两个秩序都是象征性的说法，海洋秩序可以说是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组成，大陆秩序的组成者正相反，它们或者是对全球化抱有质疑，比如过去的苏联，或者是难以参与到全球化当中，比如今天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我们仔细观察世界秩序的话，还会发现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的一个中介性力量，正是它的存在，能够连接起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使得全人类的秩序连为一体，这个中介性的力量，就可以被称作世界秩序的枢纽。它是谁呢？没错，就是中国。

为什么中国能够担当起这样一种枢纽性的地位呢？原因在于，中国本身内在的就是一个多元复合的体系，中国有它自己的海洋区域，就是东南沿海地区，也有它自己的大陆区域，就是广大的西部地区。这样一种超级的多元复合性，在世界的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它让中国能够同时嵌入到世界的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当中，从而连接起这两方。

紧跟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多元复合体系的国家结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溯到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去了，正是这几千年的历史，让中国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种区域和人群，逐渐地整合在一块，并锻造成为一个庞大的大一统帝国。但这个大帝国，是作为一个内在多元的体系存在的，因为，前边我们说的那些地方被整合在一起之后，各个地方仍然保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跟当地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比如，在草原的生态条件下，你只能游牧，没法按照儒家所要求的定居化的方式来生活，就不可能变成中原的样子；但是，被整合在一起之后，每个地方也都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因为它能够从其他地方汲取自己所没有的特殊资源，自己就会发生改变，比如，雪域高原上从元朝开始，便能够持续地从中原和草原获得军事和财政资源的输入，高原内部的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而蒙古草原上从高原获得藏传佛教的输入，草原上的整个精神世界就全变了。

这样一种多元体系性，要解释起来线索过多，咱们在这里没法面面俱到，我就以书中一个贯穿古今的关键词，“超大规模性”，作为解读本书的一个入手点，以前的学者很少从这个角度解读中国历史。通过这个关键词，可以理解中国从古到今的一系列历史独特性。至于解释多元体系的其他要素，欢迎你到书里去寻找更完整的答案。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超大规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长期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直到100多年前，这个比例才开始下降，但仍然长期占四分之一左右；在古代，世界各国都是农耕经济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同时就对应着财富的数量，因此古代中国也长期占有世界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其次，中原地区拥有大规模连成片的农耕区，尤其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里人口密集、土地平坦、地形简单，这种条件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这样的人口和财富的汇聚规模，再加上连片农耕土地的规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个超大规模性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问题。我会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三个经常让人困惑的问题：第一，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国家？第二，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在世界上落后了？第三，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时候，超大规模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第一部分

好，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国家。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当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什么叫没有中断过？是说中华文明的经典没有中断过吗？并不是，因为其他很多文明的经典也都流传下来了。那么是什么没有中断过呢？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一种理想，就是要让自己不仅仅是停留在观念世界当中，而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以此作为文明的肉身载体。

中国所谓没有中断的，是文明的肉身载体，也就是帝国，一直存在。其他文明的肉身载体，也就是帝国，即便曾经大一统过，但是分裂后普遍都没有再统一起来过。比如，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直到今天，欧洲都还是一种多国并存的状态；比如，阿拉伯帝国崩溃之后，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性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唯有古代中国，即便分裂了，还会统一起来，并且从宋代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分裂状况。

为什么这个帝国能一直存在呢？原因就在我刚才所说的超大规模上。因为，一个帝国是否能够维持大一统，并不是由文明是否渴望大一统决定的，像基督教文明也渴望大一统，但是欧洲在古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过。帝国是否能够大一统，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答案是，由财政跟军事逻辑决定的。

首先，中央政权要拥有足够大规模的军事能力，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离心倾向。那中央政权的庞大力量从哪里来？来自于庞大的财政能力。就是说，中央政权是不是足够有钱，财大气粗，对于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的分裂割据是不可能成功的。

怎样才能拥有庞大的财政能力呢？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足够庞大的财富可供汲取，也就是财富池子得足够大。另一个是需要能够低成本地进行财政征收。

我们拿中国和欧洲做个比较，就能看出差异了。在东西方的文明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文明的核心地区对于周边还处在蒙昧的地区，都有着很强的力量优势，能够相对容易地征服它们，建立起庞大的大一统帝国，东边有了大汉帝国，西边有了罗马帝国。

蒙昧地区之所以很容易被征服，就在于它的文明程度不够，从而自我组织能力很差，无法抵抗帝国的武力征服。但是蒙昧地区在帝国的统治下获得了文明的发展，自我组织能力变强，逐渐有了反抗帝国统治的能力。一旦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之后是否还能再次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就得看刚刚说过的这种财政结构了。

与中国相比，欧洲的地理非常破碎，人口也稀疏得多，这意味着，收税的成本很高，统治的成本也很高。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有好多人都尝试过要一统欧洲，像查理曼大帝、拿破仑，都曾经短暂地统一了欧洲。但是他们就算再英明神武，对欧洲的统一也没法持久下去，即便能够做到一下下，很快就会又瓦解了。因为无论是哪一个政权想要一统欧洲，都很难低成本地获得足够规模的财政资源，也就没有办法把那些不服的区域性政权彻底打到它们服，谁都不拥有压倒性优势。所以欧洲的大一统，在瓦解之后就没有再恢复过。

但是中国这边就不一样了。中原地区土地辽阔平坦，人口稠密，中央政权征税的难度远远小于欧洲，统治的成本也低于欧洲，所以，大汉帝国瓦解之后，还能再统一起来。只要社会结构变得足够扁平化，也就是说，社会上没有那种特别有实力的世家大族，都是小家庭的结构，那么，中央政权就能突破一个门槛，使得它相对于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的实力，大一统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如果社会上还有世家大族，他们作为大人物，对地方有号召力，带领地方对抗朝廷的能力也相对比较强，中央政府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

但是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之后，世家大族逐渐消亡了，于是到了宋代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小家庭为单位的平民社会，朝廷从社会汲取资源能力大幅提升。在宋代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分裂的状态，一个大一统帝国结束了，取代它的不是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

好，总结一下这部分内容，超大规模性使古代中国的帝国朝廷能够同时具备庞大的军事实力和财政实力，这就让中央政权对于地方势力具备了碾压性的优势，于是，地方分裂割据便不能成功。中国维持了长期的大一统国家，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部分

既然超大规模性能让古代中国维持大一统，那是不是无限发展这个特性，就能给古代中国带来更多红利？不是。超大规模性也会让古代中国陷入一种困境，叫做内卷化，这个词是美国加州大学一群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出来的，就是说社会和经济会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技术水平线上，没有任何办法向前进步，就是内卷化。你会看到，超大规模导致的内卷化，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上落后的重要原因。

先来说说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到了清朝达到什么高度。19世纪，中国人口史无前例地达到了四亿，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这之前，中国人口只要达到一亿左右，往往就会因为人口过剩，人多地少，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然后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但是历史进入清朝时，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让人口过剩走向流民四起状况的门槛，大大提高了。

一个变化是，清军入关后，带来了和平红利。清军入关前，中原老百姓要养活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一支是明朝的军队，另外清军靠从中原抢战利品来维持自己，所以老百姓相当于养两支军队，而且它们天天打仗，动员强度很高，老百姓的财政压力也就很大。但是清军入关之后，老百姓只要养活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就够了，财政压力急剧下降。另一个变化是，雍正在全国推广摊丁入亩，也就是不再按人头征税，而是按照土地征税，这就意味着手上没有地的老百姓，税收负担也减轻了。这两个变化让底层老百姓的财政压力降低，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孩子，所以人口才能大幅增加。

但是这样就出现了大量过剩人口，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把经济和技术锁死在一种很低水平的状态下，也就是前边说的内卷化。这些过剩人口，本来就没钱赚，任何活儿，你给他一点钱他就肯干，这就使得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不可能出现了。这进一步带来的结果就是，工业革命没法内生性地在中国出现了，因为工业革命正是以那种技术变迁为前提的。

没有工业革命，你的过剩人口问题消耗不掉，只有工业经济才能消化，农业经济肯定消化不掉。但正因为你人口过剩，又不可能出现工业革命，中国就这样自我锁死了，这又是因为超大规模所带来的。中国历史演化到这儿，就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要想突破这个关口，中国就必须从外部引入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要素。这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要素从哪来呢？在当时，只能来自西方。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世界与西方世界的遭遇，就是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了，否则中国会自己把自己困死。西方的到来肯定不会是和平的，但是大清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全是屈辱史，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看看，大清反倒因为西方的到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这个例子就是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从历史规律上来看，当时人口已经到达了四亿三千多万，差不多到流民四起的临界点了，肯定要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了。而且，只要出现那种规模的农民起义，王朝一定会灭亡，你看历史上，从东汉的黄巾大起义，到唐朝的黄巢大起义，再到晚明的李自成大起义，都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为什么王朝扛不过去呢？因为流民四起之后，他们一定得往有饭吃的地方跑，哪儿有饭？一定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那个地区也一定是帝国的财政核心区。那么流民把帝国财政核心区一占领，帝国财政就会崩溃，你就没钱发饷，没钱养兵，没钱镇压起义，那帝国彻底完蛋了。

但是清朝是个特例，不仅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还出现了同治中兴，延缓了灭亡的时间。是因为太平军没有占领核心区吗？当然不是了，帝国的财富核心区就是长江中下游，那会儿完全被太平军给占领了，大清的财政也已经濒临崩溃，那为啥大清还能扛过去呢？我认为，是当时国门被打开后，对外通商的功劳。

怎么理解这个观点？要追溯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办团练，也就是地方武装力量。他们给士兵发的军饷是很高的，但是国库没钱，钱从哪儿来？朝廷说，你们可以征收厘金，也就是各省之间商品的过境税，用这个钱来养活军队。曾国藩的湘军规模，在巅峰时期达到12万人，从湘军成立到平定太平天国，军费前后花了两千多万两的白银。这意味着，曾国藩收的厘金规模相当大，厘金就是各省的过境税，那也就意味着，大清的内贸规模足够大。为什么内贸规模会这么大呢？这又是因为外贸规模非常大，外贸拉动了内贸。那外贸规模是怎么变大的呢？要追溯到鸦片战争。

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在此之前，大清只有一口通商，外贸规模比较小，五口通商后，外贸规模急剧扩大，从而拉动内贸，能够提供大规模征收厘金的可能性。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却在无意识间帮助清政府获得了新的自我保全能力。大清有了这种能力，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西方国家怀着多么大的好心，但我们就此要知道，对于近代历史的评价，是要非常谨慎的，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情。

好的，我们总结一下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在世界上落后？因为超大规模性进入到一个新的数量级，让中国出现了大量过剩人口，这就使得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不可能出现，导致经济和技术被锁死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也就是陷入了内卷化困境。要想获得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要素，只能依靠西方，在此时，中华世界与西方世界的遭遇，就成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西方国家用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却让大清获得了新的自我保全的能力，从而帮助清政府延缓了灭亡的时间。

第三部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超大规模性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超大规模的人口，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内卷化的困境，但这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超大规模人口才会导向内卷化；但是，一旦开始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人口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比拼劳动力价格，其他有竞争力的国家谁也拼不过中国。

不过，要想实现这种优势，前提是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也就是说，要把所有人、至少是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给动员起来，愿意为同一件事情共同努力，这就叫完成了自我的政治整合。问题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讲究动员的，只讲究什么样的统治才算是以德服人，上等人和下等人都分别需要遵守什么样的行为规范。这种统治方式和观念结构，是无法带来政治整合的。也就是说，用传统的办法是没办法带来中国的政治整合了，那就意味着，只能进入现代革命。这就进入到从清末开始，贯穿了20世纪前半段的中国革命时期了。

但是咱们还得多追问一句，为什么中国必须要完成这种整合呢？还是跟超大规模性有关。

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像泰国、韩国，如果他们愿意加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靠外部世界的拉动，可以一把把他整个国家全都拉动进入到现代经济世界。但是中国规模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整体性地拉动起来，只能拉动你的局部，比如上海、广州、天津，拉动这些口岸地区，结果是什么呢？

这些口岸地区跟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的联系，远远大于它跟200里地之外乡村的联系，这样国家在经济层面就彻底被撕裂了。这种经济撕裂一定会引发社会撕裂，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引起内战。内战发展得严重了，甚至会把你之前的发展成果一把清零。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只能被局部性拉动的话，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除非你先通过政治整合，使得这个国家有能力用政治性的办法，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到世界经济秩序，才能够把超大规模的人口优势释放出来。

近代中国通过革命这种方式，完成了政治整合。在这之后，中国便整体性地投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也迅速释放了出来，并在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迭代过程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优势。

比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充分利用了自己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都比较低的优势，从比较初级、简单的出口加工行业做起，吸引着很多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完成了最初的积累。

在这一轮全球创新经济过程中，超大规模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先解释一下这一轮全球创新经济的新特征，它由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率先开动。跟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一样，这一次创新经济的首要动力不是新技术，而是新创意。比如苹果公司，它的技术都是人家开发出来现成的，但是它懂得如何把这些现有技术给整合成为一个超级酷炫的产品。创意是容易被人模仿的，所以这一轮创新经济的一大特征在于，它必须不断地自我迭代，用新创意否定旧创意，那就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出去，绝不能自己干，以便降低创新的成本。看上去，外包出去的是生产流程，实际上，外包出去的是高速创新当中的转型风险。

那么，承包的这一方，就必须能够有效应对这种转型风险，否则自己会在巨大的风险中死掉。怎样才能应对呢？需要有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供应链网络当中，有无数个极度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用专业化来确保生产过程的效率；这些小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并且这种配套关系还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用动态重组的能力来确保生产过程的弹性。中国就是发展起这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一举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的外包需求几乎都在向中国转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供应链网络当中有一个核心变量，就是它的规模。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内部的小企业就可以越专业化，从而提升效率；同时规模越大，意味着小企业互为配套关系的组合可能性也越多，从而提升弹性。

所以，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效应，使得成本控制当中的核心要素不再是劳动力价格，而是能不能把生产流程嵌入到一个供应链网络当中。而要说到供应链的规模，那中国绝对是独步天下。因为要发展大规模供应链，还需要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降低各种物流成本，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也是独步天下，发展起了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所有这些，都使得全世界中低端制造业在不断向中国转移，以至于从改革开放至今不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在向东南亚转移呢？这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溢出。世界银行做过一个研究报告，报告中发现，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结构，主要的贸易品都是半成品和零部件，只有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贸易这些半成品才有意义。说明中国和东南亚还是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的。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为全球海洋与大陆秩序之间的枢纽。这一枢纽地位不仅仅是具备经济意义，它同样在世界秩序的构成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对于中国枢纽地位的这一系列经济与政治意义的理解，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国的未来走向，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前提。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我们规划自己未来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

好，总结一下这个问题。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只有在它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时候，才会导向内卷化，彻底地自我锁死。但是一旦中国加入到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超大规模人口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只不过，对于超大规模的中国来说，只有整体性地加入，才会带来红利。而整体性加入，中国首先就要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政治整合靠传统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于是有了革命的必要性。这是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必要前提。革命帮助近代中国完成了政治整合之后，中国终于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到现代世界秩序当中，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迅速释放出来，从而对自身、对世界、对未来，都会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总结

好，回顾一下这期音频的观点，我们用“超大规模性”这个概念，解释了中国历史上经常让人困惑的三个问题。

第一， 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国家？因为超大规模的人口、财富，使中央政权对地方实力具备碾压性的实力优势，一旦出现分裂，中央政府就能消除分裂，维持长时间的大一统。

第二， 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在世界上落后了？这是超大规模性带来的内卷化困境，在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下，人口严重过剩，经济技术就会锁死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

第三， 中国向近代转型的时候，超大规模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加入到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后，超大规模人口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后来又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我们把握了供应链网络的经济逻辑，从而一举成为世界秩序里的枢纽。我们只有能够理解与把握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以及前边说过的这些深刻影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把握未来。

《枢纽》这本书，全书的意图就是要把所有这些逻辑说清楚。这些逻辑在过往的研究当中，都是作为孤立的案例存在，并没有人把它们给系统地串联起来，给出能够贯穿古今、统一连贯的解释。《枢纽》这本书，是国内学界在这方面做出的第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