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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对封建政权危机唯一可能的反应。在整个欧洲，大规模的公社主义运动(communalistic social move-ment)和反封建的叛乱为创建新的平等主义社会带来了希望。这样的社会将建立在社会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然而到了1525年，它们最有力的表现，即德意志的“农民战争”或如彼得·布里克尔(Peter Blickle)所说的“平民革命”(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an)被镇压。
如果不将资本和劳动事先集中起来，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 2)资本主义财富的来源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而不是富人的节制。因此，原始积累是有用的概念，因为它把“封建反应”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确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条件。“
原始积累不只是可被剥削的工人和资本的积累与聚集。它也是工人阶级内部差异和分化的积累，借此，建立在性别、“种族”和年龄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成为阶级统治和现代无产阶级形成的构成因素。
我们可以从这一情景中推断出，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武力是主要的杠杆和经济力量，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欧洲统治阶级占有的财富和受其指挥的工人数量有一个巨大的飞跃。换句话说，原始积累包括劳动力的巨大积累——赃物形式的“死劳动”( dead labor)和可供剥削的人的“活劳动”( living labor)——要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实现。
这里必须提到两种剥夺土地的形式：战争和宗教改革，前者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被用作改变领土和经济安排。
新教改革的开端是上层阶级对土地的大规模掠夺。在这一过程中，教会的土地被没收，许多租佃合同也被废除。在法国，对教会土地的共同渴求最早团结了新教运动中的下层和上层。
在英格兰，土地私有化主要是通过“圈地”来完成的。这种现象已经与剥夺工人的“共同财富”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当下，“圈地”一词被反资本主义的活动家作为每一次（资本主义）攻击社会权益的标志。
公地的社会功能对妇女尤为重要，因为她们拥有的土地较少，社会权力较小，其生存、自主性和社会性更多地依赖于公地。沿用爱丽丝·克拉克关于前资本主义欧洲市场对妇女的重要性的论述，我们可以说，公地对妇女来说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她们召开会议、交换消息、听取意见的地方，也是妇女可以对社会事件形成自己的观点而非依赖于男人观点的地方
妇女受到圈地的负面影响也更大，因为一旦土地被私有化，货币关系开始主导经济生活，她们就会发现她们比男人更难养活自己。在这种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被彻底贬低的时候，她们越来越被限制在再生产领域里。我们将看到，这一现象伴随着从自给自足到货币经济的转变，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它可以被归结为几个因素。然而很明显，经济生活的商业化为它提供了物质条件。
在家庭中进行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重要性以及它在资本积累中的功能变得不可见。再生产劳动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使命，并被贴上“妇女劳动”的标签。此外，妇女被排除在许多雇佣职业之外，即使她们被雇佣，与男性的平均工资相比，她们的收入也微不足道。
商品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分离，也使资本主义得以利用工资和市场作为无偿劳动的积累手段。
我们不能说工人与土地的分离和货币经济的出现帮助中世纪农奴摆脱了奴役。土地私有化解放的不是工人——男性或女性。它“解放”的是资本，因为土地现在可以“自由”地作为积累和剥削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段。被解放的是地主，他们现在可以把大部分的再生产成本推卸给工人，而工人只有在直接受雇时才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当没有工作或没有足够的利润时，如在商业或农业危机时期，工人反而会被解雇，挨饿也无人搭理。
到19世纪，在欧洲的工业化地区，最极端的无产阶级的苦难和叛乱已经消失了，但这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带来的苦难消失了。无产阶级的苦难和叛乱并没有结束，只是工人受到的超级剥削减轻了。这最初是靠奴隶制的制度化达到的，后来是通过殖民统治的持续扩张。
工人的再生产从露天场地转移到家中，从社区转移到家庭，从公共空间（公地、教堂）转移到私人空间。
公共援助的引入是工人与资本之间国家关系的转折点，国家职能也因此被重新定义了。统治者首次认识到单单以饥饿和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国家将被重建为阶级关系的保障者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规训的主要监督者，而公共援助则是向此方向迈进的第一步。
当时面对普遍的反封建斗争，国家成了唯一能够对抗工人阶级的机构，此时的工人阶级在各地区统一战线、持有武装，不再局限于对庄园的政治经济提出诉求。
从组建辛勤的劳动力队伍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而16世纪和17世纪政治界对社会规训问题的持续关注显示，同时代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外，这种普遍的社会叛乱引发了许多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在16世纪下半叶因新的经济衰退而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班牙美洲在被征服后人口急剧下降，以及殖民地经济的萎缩。
在这一时期，为管理生育和剥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国家采取了许多新的规训方法。这一论点的证据是间接的，而且应该承认有其他因素使得欧洲掌权者决心愈加严格控制妇女的生育功能。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必须将财产和经济关系的日益私有化囊括进来，这种私有化使得资产阶级内部开始焦虑父权和妇女的行为问题。
妇女常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生育。她们与自己的身体、“劳动”甚至孩子疏离。她们对这种疏离的体会比任何其他工人的都要深(Martin 1987：19—21)。事实上，没有人能描绘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的身体与自己对抗时所遭受的痛苦和绝望。而当妇女违背自己的意愿怀孕时，这种情况必然发生。当妇女在婚外怀孕并遭受刑罚时，当妇女因为生孩子而更容易被社会排斥甚至面临死亡时，情况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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