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龚自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彼时中华古典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史称“康乾盛世”——已到尾声。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清国由盛变衰急转直下，直到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并由此走向毁灭。
梁启超说，十九世纪末期，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经历过一段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从传世著作看，龚自珍确实独具慧眼，最早洞察到：帝国已经走在没落的路上。
1815年，他开始写作时政评论系列《乙丙之际箸议》，写成共十一篇。他运用今文经学微言大义、借用历史针砭时弊的笔法，指出：自古以来社会的治理水平，可分为三等：治世、乱世、衰世。
龚自珍说：“所谓衰世就是：文辞似治世，外表形式似治世，言谈笑颜也似治世。颜色黑白间杂非黑即白、其它色彩可以忽略不计了，与治世的质朴相类似；音律混乱而声调不正，变得沉寂无声，类似治世那样平静小有杂音；道路荒废、田界毁坏，似治世那样通达无阻；人们糊糊涂涂地过日子 ，无所思虑，不可能有言语的过失，却像治世时那样对时政没有非议。”（为方便阅读，本文引用的文言有部分翻成现代文、下同，原文见附录第1节）
当时衰世，貌似天下承平的治世，但似是而实非。为何会这样？那是举国上下，时时处处已盛行“装”的功夫。似，当然不是真实，而是假相，人为的做假、虚伪，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就像龚自珍青年时期写的另一组评论文章《壬癸之际胎观》（共9篇）所说：“圣人只下断语，不作论证阐明；有智慧的人会作出论证阐明，但对批评者不屑置辩。位高权重的人说：社会上做假不太严重时（可以称作‘小伪’），大家容忍一下，也许有利于安抚人心。但这种 ‘小伪’的做法逐渐会失灵，小伪一定会进化成大伪，堂而皇之成为社会常态。”（附录第2节）
社会常态上演全民装逼，万类噤声，具体怎么装呢？龚自珍总结为五种异相：“口里伪装忠诚。服从禁令伪装敬畏。品德表现伪装真心实意。信仰目标伪装得神圣无上。遵守既成秩序伪装成自觉自愿。”（附录第3节）
龚自珍描述清国败象的作品很多，名篇有《明良论》、《尊史》、《尊隐》等。清国开国只一个半世纪，为何就开始衰落？龚自珍总结规律：每个王朝的灭亡、被新的王朝取而代之，都是因为拘守祖宗陈旧的法令制度，害怕既得利益阶级反对改革，听任祖法自行败落，而等待继起的王朝来改革图治。
他二十三岁时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自救自新。与其坐等别人来革自己的命，不如自我革命。
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无不经过血腥杀夺，旧王朝由于不思变法最终被取而代之。那么，能不能通过主动积极的变法，挣脱这种悲剧呢？龚自珍在距今两个多世纪之前（1815年），就明确提倡“自改革”，不愧为真知的灼见。
贰
龚自珍于1823年写作《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指出“近惟英夷，实及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提醒国人警惕英国殖民主义。还写出《西域置行省议》，预警当时沙俄帝国的侵略野心。他写给林则徐的名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最早发出抵御外侮的先声。
然而醒世者不免落寞。正如梁启超说，当时“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满朝上下还沉迷在太平盛世的梦幻，腐败无能、麻木无知，任何超前的思维，注定难以定被时人接受。
1817年龚自珍带着诗集、文集各一册，请益于当时文坛名宿王芑孙。王阅后表示不欣赏，劝他“修身慎言，远罪寡过”，指出他的作品“口不择言，动与世忤。”“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
1829年龚自珍考取进士，殿试申论中，他论及政教、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自己的主张，充满“自改革”理念。朝考，又以《御试安边绥远疏》一文应试，但评卷官大惊失色，不敢把他列为优等，减分的理由，竟然是“楷法不中程”（楷书写法不合考试制度所定规程）。
甚至连他的好友，有时也不能理解他的思想敏锐和措辞激烈。例如《海国图志》著者、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源（与龚自珍齐名），曾经写信给龚自珍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警告他：谈论时政不分场合，不看对象，这样做非常危险，出于好朋友的身份希望他痛改前非，“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
——这首《夜坐（其一）》是他的名作之一，写于三十一岁，他内心的凄怆、孤苦，溢于诗行，表达自己命运坎坷，不断抗争又无力改变现实，还不可能像屈原那样写作《天问》叩问苍天（意指清国对言论的控制有甚于屈原时的楚国），只好想象自己穿越青天、飞升广寒宫，邀请仙女嫦娥聆听自己吟诵诗作。
此去东山又北山，
镜中强半尚红颜。
白云出处从无例，
独往人间竟独还。
——《己亥杂诗》之四
少年击剑更吹箫，
剑气萧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
万千哀乐集今朝。
——《己亥杂诗》之九十六
龚自珍有不少这样的作品，仿佛一曲曲独唱，独往独还、苍凉归棹，也许正是先知的宿命。
叁
清朝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年）。我们知道，这一年，是中国历史巨变的前夜。
是年四月，四十八岁的龚自珍辞官还乡，旅途上，写下游记名篇《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文笔生动逼真，情境描绘细致入微，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政论风格。
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位于江苏的中心，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龚自珍时代已是两千年古都，“天下之盛扬为首”，唐朝以来，号称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手工业和商业），可以说是国运荣枯的缩影。龚自珍重回十九年前（1820）年轻时曾经游览扬州：
“谁能说现在不是太平年代呢？只是窗外游船经过，夜间听不到笙和琵琶的吹奏声，即使有，乐声也不能彻夜响到天明。然而有女子把栀子花蔓作为礼物来向我求书法的，我于是就用书画和首饰与她们互通问候，她们一共有三人。凄恻而绮丽的气氛，缭绕在桥亭游船之间，自己虽然淡泊神定，这一夜也神魂不安，不能自持。”（附录第4节）
然而彩妆里面的破败，终究遮掩不住：“……舟人时时指两岸曰‘某园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约八九处。其实独倚虹园圮无存。曩所信宿之西园，门在，题榜在，尚可识，其可登临者尚八九处。”
这年龚自珍先是独自离开居住了二十年的京师，七月回到故乡杭州。九月又北上，接回家眷，于十二月安置在苏州。
两次南北往返，历时八个月，行程九千里，途经冀、鲁、苏、淅四省，他且行且吟，写成大型组诗《己亥杂诗》共三百一十五首，数量超过他传世诗作的一半。
当中编号一百二十五，写于江苏镇江。过路的龚自珍，偶遇盛大的道教仪式“赛玉皇”，兼祭祀风神、雷神。他应道士之请，写下一首“青词”（体裁名称，相当于道教祭典献给天神的祷文）：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华语世界家喻户晓的杰作，与他二十年前刚定居帝都时（1819）写的一组《己卯杂诗》当中的一首《题陶然亭壁》，遥相呼应：
楼阁参差未上灯，
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
忽忽中原暮霭生。
在帝国的太平幻象里，他最先捕捉到衰落的气息、回光返照中处处隐伏的危机，治乱循环，实则既得利益循环，体制运行已成惯性，牢不可破。“中原暮霭生”，隐喻帝国前景不妙，而二十年过去了，“自改革”更加渺望。
龚自珍痛陈弊政的作品，为数不少指向举清廷人事制度的失败、言论控制的严苛，“万马齐喑究可哀”，“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结果是扭曲人性，压制贤良，造成庸才小人得志，有抱负的人却终身不能作为。
同一年（1839）写就的另一名篇《病梅馆记》，在华语世界同样无人不晓：以盆景梅树指喻人才，梅树受到“园丁”残害，隐喻人性被删削、扭曲，而“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嗜病审美观，象征体制的变态、法度的苛刻。可笑一批自甘堕落的“文人画士”，还要趋之若鹜。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直到辞官那年，龚自珍还寄望力挽狂澜。当然，这与“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样，只能是一缕寄情、愿景，飘渺的幻想。■
附录
原文1：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乙丙之际箸议》）
原文2：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伪。小伪不可安，不如以大伪明于天下。（同上）
原文3：言伪忠，禁伪教，德伪情，道伪圣，礼伪自然。（《壬癸之际胎观》）
原文4：谁得曰今非承平时耶？惟窗外船过，夜无笙琶声，即有之，声不能彻旦。然而女子有以栀子华发为贽求书者，爰以书画环瑱互通问，凡三人，凄馨哀艳之气，缭绕于桥亭舰舫间，虽澹定，是夕魂摇摇不自持。（《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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