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古人，常能以他们尊崇天地鬼神的观念以及将自己放在很低位置的谦卑态度让我们肃然起敬，似乎他们总是比我们多了几分良心，多了几分我们缺失的对自然的敬畏，这可见于《国语》中对周王试图让河流改道的反对、道家章句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摒弃奇技淫巧等地方，这其中自然是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中国从来的问题都不是思想领域的，而是实践领域的。我们有儒道思想，却免不了在五四运动时期让当时的青年欲除尽传统文化而后快，免不了我们在今日仍笃信现在是比以前进步的，免不了我们看到当今的国人虽然穿洋服、住洋楼，迈向现代化的生活而将传统物件与典籍当作是玩物与摆设。这就不免让我们好奇，如若古人敬天思想是可取的，我们为何义无反顾地要走上另一条路呢？难道这亿兆人民都昏了头？这可能不是正确的答案。且让我回溯往事，缕出一条线索。
我们现存的，为世界所承认的历史，大概能上溯到商朝，而我们在古代将自己的文明一般上溯到上古，三皇之论且不谈，伏羲氏更为恰当。伏羲氏于中华文明的贡献，古人称之为“天垂象，圣人则之”，有了河出图、洛出书的神迹，才有了伏羲氏一画开天，创造八卦的贡献。伏羲氏的年代众说纷纭，实无可靠的依据，而其被尊为古圣人则无疑有两千余年，顺着这“天垂象，圣人则之”的思路，我们衍生出圣人带领人民克服困难、圣人为天下划分领土、指定规矩、没有圣人天下就会乱等等说法，最终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形式，并发展成后面的中央集权制度，天下权力集于一个被抬高为天子的人，带领着他的眷属、功臣掌管天下，享有天下的财富、美食、女人，而他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人没什么神圣之处，如果有，那就只是别人可能猜不透他心思，他可能喜怒不形于色。天下人都要尊重他，要避他的名讳，尽管百姓可能也不相信他有什么特别，可能也说得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但总之，这种制度让人们心里有种意识，这人不能惹。而由这种制度，也衍生出了我们所知道的传统制度的种种弊端。而这都要追溯到“天垂象，圣人则之”。
这句话可能不是上古时期的，而是周朝人说出来的，但它在思想推演的谱系上，应该要放在很前的位置。但我们仔细想想，古人智慧的进步，真的是靠“天垂象，圣人则之”才得以完成的吗？不用查证史料，我们就按照孟子的话，再考证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孟子说：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他说：“那些做事情很有一套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心病，这才不得不考虑长远一点，做事情更细心一点，如此便有了超出常人的能力。”我们不用“疢疾”或者“心病”这样不好听的词，就想想自己度过一段困境、危机，或者某段事情极多的时期后的感受，就知道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力都是锻炼出来的，这是不刊之论，是天地自然的规律。那些被称为“圣人”的领导者，哪里需要去观测天象才晓得应该如何管理大众呢？他们只是多用些心思，多问问大臣的意见，多求访些人才就行了。这需要和阴阳、五行、八卦有直接关系吗？（当然，它们可以扯上关系，也可以创造出一整套理论，但不这样也可以，而古人断然不是这样才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认为，古人所经常谈论的一切神秘的、且和政治扯上关系的事物，都不过是为了将权力神圣化，统治者将自己神圣化，才能为其武力征服天下找到正当性；臣子将统治者神圣化，才能将马屁拍得响亮；百姓将统治者神圣化，才能让自己看起来是个顺民。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基督教中上帝赐予智慧、印度教、佛教中神与佛、菩萨赐予智慧，更不用说百姓烧香拜佛祈求人生平安、事业学业有成了，对人类来说，如果真通过宗教的路子长了智慧，其机理也是在自己用功上，《管子》中就说过：“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这就是人类理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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