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老人邵从恩，字明叔，1871 年 12 月 20 日出生于四川省青神县南附乡鲁家村。1904 年朝考中二甲进士。后由朝廷派赴日本留学，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修习法政。1906 年学成归国，授法部主事。后由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朝廷，调回四川襄赞新政，创办四川法政大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出任首届监督（即校长）。
1911年春，邵从恩以四川省绅班 法政学堂监督身份，由四川总督赵尔巽派赴东北等省考察商业发展情况，并赴朝鲜、日本参观实业建设，搜集法律、政治、经济各项教材，以充实法政学堂的教学 内容。事毕，他回到北京，正逢四川各界为保护川汉铁路股权 利益，与清廷矛盾日益深化。新任川督赵尔丰，妄图用高压手 段镇压，酿成成都罢市，工商停闭，闾里骚然。后又诱捕保路 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楷等人，更激起群众公愤，齐集督院请顾。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射杀群众，造成大血案。各县同志军风起云涌，纷纷向省城增援。清廷特派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邵从恩得知情况，立即由京返川，过宜昌、重庆时，曾几度往见端方，力陈川汉铁路股款应还人民。蒲、罗等人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正当要求，不应逮捕，若不及早释放，事态发展，将愈不可收拾。端方听了邵从恩几 番谈话后，为了笼络人心，沽恩示惠，同意释放蒲、罗等人。是年九月，邵从恩到成都，立即往见赵尔丰，陈述在重庆会见 端方经过，并向赵说：“端方已同意释放蒲、罗等 9 人，如趁 端方未到之前，先行释放，便可早日解决战乱。”赵尔丰逮捕 蒲、罗等人后，本想将蒲、罗处死，因当时成都将军玉昆不同意，未予处置，而事态日益扩大，本人又受到革职查办，正处 在危难之中，听了邵从恩的话，迫于当前形势，不得不先释放蒲、罗等人。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四川已有数十州县宣布独立，成都附近均在同志军包围中。赵尔丰慑于内外形势，亟 思保全自己，特派其亲信吴钟镕，同周善培去见邵从恩及陈崇基商量办法。邵当即指出国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应即因时顺势，改弦易辙， 及早宣布四川自治，川政交由川人接管，才能得到川人的谅解。 吴、周速报赵尔丰，邵、陈亦转呈咨议局及保路同志会诸绅士协商，即由邵从恩、陈崇基代表绅方，吴钟镕、周善培代表官方，提出绅定条件十一条，官定条件十九条，双方协定签字。关于 都督一职，赵尔丰本想由邵从恩出任，邵主张由咨议局长蒲殿俊（后为四川大汉军政府都督）出任。邵大义凛然亲手夺过赵 尔丰都督大印，转手交给了蒲殿俊，结束了满清朝廷在四川的 统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邵从恩向蒲殿俊建议：以团结 内部稳定局势为当务之急，蒲亦赞同。以后还提出安定军队的建议，惜未被采纳。
1911 年 12 月 8 日，蒲殿俊、尹昌衡（大汉军军政部长） 等在成都东较场集合赵尔丰交出的巡防军，在为其发军饷时， 发生兵变，蒲等逃遁。尹率军平乱，继任了大汉军政府都督，请邵出任川南宣慰使。邵提出稳定人心，编整军队，健全组 织等办法，成都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当时滇军以援川为名，踞川南宣荣、犍为两盐场，与川军对峙，即将引发战争。尹昌衡又派邵从恩同军政部参谋部长王右瑜前往交涉，得以和 平解决。后又调邵从恩为军政府民政部长，成渝两军政府合并，邵改任民政司长，订立规章制度，选拔有为有识的人材，官吏录用均须经过考试、考核。他还兴办地方救济事业，使鳏寡孤独各得其所。尹昌衡任都督后，曾要邵选择少城满人遗留宅第作其住所，邵婉言谢绝，始终廉洁自守，从不妄取一文。
1912 年初，帝国主义策动西藏土司叛乱，邵从恩被任命为总司令部的“参赞总长”。6 月，尹昌衡率军西征，四川都督由袁世凯的爪牙胡景伊把持。胡倒行逆施，曾数次举荐官员，邵从恩均因其非贤才，不予采纳。胡对此十分忌恨，进而无理 干扰，邵从恩乃上书请辞，被内调到四川司法筹备处任处长。邵从恩在四川司法处工作了一段时间，1913 年遂北走幽燕，不再过问川政。邵从恩抵京后，受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他提倡法制教育，协助法学家汪有邻创办“朝阳大学”。后来，邵又在政法大学兼任教授，主讲宪法。但他目睹军阀专权，国家四分五裂，列强侵略压迫，人民流离痛苦，终对法制救国深感失望。1923 年，曹锟贿选登台，邵从恩更感到法纪荡然无存，乃愤然辞职，退而研习佛学，长斋茹素。
1925 年春，四川军阀杨森发动所谓“统一之战”。战火弥漫川西川南川北各县，川军将领，云集重庆，拥刘湘出任领导抗击杨军，形成两大壁垒。是年六月，双方调兵遣将，正酝酿大战，其时，农田稻谷，即将黄熟，人民奔走呼号，迫切期望停止战争。邵从恩在京，迭接川中亲友函告，感到 异常不安，特回重庆，与当地有关方面人士，协商和平解决办法。他首先同前清老翰林施纪云，清末状元骆成骧三人联名，向各军首领发出通电，呼吁和平弭兵。通电发出后，以重庆总商会主席温少鹤等发起的和平弭兵会，于 6 月 10 日在重庆成立，选举邵从恩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施愚等五人为评议员，提出六项弭兵主张，向各军呼吁，请求和平解决。后又由和平弭兵会，通函四川各县，请派代表到渝，组织省民会议，以发扬民主争取和平，派代表到会者达一百余县。省民会议于 10 月 12 日在巴县议会会场正式开议。旋因四川局势起了变化，以至中辍。
四川善后会议，由各 县、各 军、各法团及盐业界代表 一百七十余人组成。特聘代表有张澜、徐炯、邵从恩、周道刚等八人，于 1925 年 11 月 2 日在成都召开。11 月 10 日，大会正式选举邵从恩为正议长，周道刚为副议长。次日，正副议长就职，张澜首先提议发布宣言，表明善后会议的主旨，全体通过。
会后，刘湘为感谢邵从恩在善后会议上的出色表现，前后三次派人送银三万元到其住所，表达对邵的酬谢，均被邵婉言拒绝。12 月 17 日，邵从恩在一次茶话会上说：“本会费用，昨日已经由刘督办处拨一万元，应有开支……无一钱不公开。从恩以银钱之事，付诸秘书长（叶茂林），秘书长向我负责， 我向诸位负责，决不使一文稍涉含混。”又说：“依从恩看来， 在未有善后会议的说法以前，军人的一切横暴行动，远的不用说了……善后会议以后，反转格外加劲，善后会议若是没有一些成就，岂不是不能为四川造福，反为四川造祸吗？！岂不是 四川的罪人吗？！”会议在邵从恩、张澜等人的主持下，伸张了民意，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封闭兵工厂，确定拨款六十万元作开办成都大学的经费，均决定实施。1931 年 5 月，成都大学、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成立了国立四 川大学。
1932 年，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在东三省组织傀儡政权，成立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与邵从恩是旧相识，曾派人专函到北京邀邵前往相助，并许以高官厚禄。 邵认为这是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罪行，当予严词拒绝。此后，伪满官员又不断前来劝驾，邵干脆向来人说：“我不愿作亡国 奴！”并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皇帝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有 好下场的。我劝你们应该及早回头！”邵从恩正气凛然，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坚贞的气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1933 年，日本势力侵入华北，日伪特务潜入北京。是年七月的一天，两个 日本人跑到邵家，以拜访为名，又进行劝说。邵为了摆脱日伪的纠缠，决计举家回川，携同夫人和儿女六人，仓促启行，家中衣物书籍，也来不及收捡，乘京汉路火车到了汉口，搭轮船回到重庆，暂住其表侄陈健蜚家。
1935 年初，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住在重庆，闻邵从恩归来，特聘为省府顾问，邵移居江北与龙灵同住。刘湘曾拟请 邵任民政厅长，他婉言辞谢，只允在公务员资格铨叙审查委员会任职。1935 年秋，四川省政府迁成都，邵从恩一家也迁到成都，住槐树街。
抗日战争期间，邵从恩曾先后疏散居住灌县聚源场、成都土桥，最后在崇宁县安德铺（今郫县）定居。他在农村中，经 常与农民接近，同话桑麻、询问生活状况，极为亲切。有的农民请他书写对联或代写信件，无不欣然应允，并常为人排难解忧，扶危济困，深受乡人爱戴。他家门前有大麻柳树一株，农民常憩息其下。有老农龙三爷，在树下摆一小摊，当邵从恩家修房时，有人劝他把树砍伐作料。他说：“砍去此树，大伙在何处纳凉呢？龙三爷也没地方摆摊了，不能因为自己修房便使大家不方便。”仅此一端，也可见其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的情怀。
刘湘为了笼络人心，搞一些善后救济工作，特组织“安 抚委员会”，聘请张澜为委员长，邵从恩为副委员长。张、邵提出“一夫各得其所，若已推而纳之沟中”，强调救济流亡，各得其所的重要性。安抚会于 1933 年 10 月 17 日在成都成立，1935 年 1 月底结束。在此期间，张澜曾到南充，并赴川北战区实地调查善后工作，所到之处，亲眼看到各地人民 对红军的歌颂和拥护。红军所到之处不住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拉夫，不派款，打土豪，分田地，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军队一到，则奸淫烧杀，鸡犬不宁，人民转徙流离，死亡枕藉。他回省后将所亲历的见闻，转告邵从恩，同感古人所说：“得天下者，得其民也。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道理，认为共产党有光明的前途， 是未来的希望。
邵从恩与张澜是亲密的好友，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道义上相互勉励，情感上亲密无间，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情逾骨肉。在成都，二人时相过从，纵谈国家大事，有时直至深夜。两人志趣相同而性格各有特点，张为人刚直，邵态度雍容，刚柔相济，相得益彰，每有社会活动，两人都同在一起，有张即有邵，有邵亦必有张，当时人以“张邵”或“邵 张”并称，视同一人。在邵的日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读礼运大同篇，说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幼有养，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各得其所。像这样的大同世界，才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1937 年，邵从恩在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感到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但后来他看到中共中央发 布的通电和宣言后，认为国家前途有了生机。他对中共中央团结抗日，实行民主的主张，极为赞佩。他常向人说：“兄 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我们古人说过的，一个国家也应如此。”
1938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参政员总额，原定为一百五十名，后又将组织条例第三条修改，将丁项名额，增加五十名，人选由各方面推荐。邵 从恩、谢健、张澜、胡景伊四人，依照组织条例第三条“或努 力国事信望卓著者”，被选为四川地区的参政员。国民参政会于 1938 年 7 月 6 日在汉口举行第一届第一次大会，邵从恩、张澜由成都同往参加，吴玉章亦由延安乘飞机到了汉口。邵与 吴原系旧交，各自所走道路虽不同，但阔别二十多年，故旧重逢，倍加亲切。在此期间，吴玉章又介绍邵从恩和张澜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会晤，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周恩来向邵、张二人详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出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份，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希望他们为和平、民主、团结抗日而共同努力。邵、张均极表赞同。此后，周恩来及在汉口参加开会的共产党参政员与邵从恩、张澜在会前会后保持接触。周恩来曾亲自往访邵、张，恳切交谈， 建立统战关系。
1944 年 2 月 13 日，邵从恩与张澜联名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邵从恩被选为主席，张澜、李璜为副主席，刘豫波、 张申甫、张致和、费平如、杨叔明、李光含、舒君实、蒙文通、王白与等为常务委员。民主宪政促进会会址设在成都慈惠堂，张澜任慈惠堂理事长，邵从恩任监事长，主持社会救济及社会福利工作，使慈惠堂一时成为四川民主活动的中心。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定《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 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在重 庆正式开幕。在开幕式上，邵从恩代表无党派致词。他说：
“……今天大家认为会议非成功不可，而成功要有成功的条件……今天要说的是在精神方面。第一点，就是希望国共两方面，乃至各党派，我们各个人，应该反省。要反省的事情 很多，就最近这些事来看，究竟为什么有这一次内战？我们 看到《双十会谈纪要》第二条，明明写着竭力避免内战，可 是墨迹未干，就打起来了。试问，在这次内战中，人民死亡多少？国家财产损失多少？还有对外的名誉信用以及国际地位损失到什么地步？……从恩今年七十五岁，扶病来此，今 天是垂涕而道，我们国家这几年来……是党之偏而误。古语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去年 7 月，因为政府将要召开国民大会，我们以为召开国民大会，是政府要还政于民，却不能因还政于民，反使人民受苦受难。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请政府缓开国民 大会，由国共两方面互相商讨，才先有此次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却不料在迟迟商讨之中，又告破裂，我们站在国 家立场上来看，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我并不能代表各 位先生，开会时他们当有宝贵的意见发表，从恩从乡间来，就把乡间老百姓的意思贡献主席，贡献诸位先生之前……从 恩内本着良心，上看到国家，下看到百姓，本此三者，来贡献意见，报效国家。”
1946 年 1 月，邵从恩在政治协商会第三次大会上，对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报告双方会议经过后，起而发言，他说：“两党的商谈，使国内和平的一线生机未断，应该感谢参与商谈的诸位代表及双方的领袖。但对两党于困难问题未获解决之际，乃至动兵，究不知为何而战。然今日双方既己谋定妥协办法，则往事已矣，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认为 如和平建国工作能如老百姓的希望而成功，则所受痛苦也算有 了代价。他的发言，使与会者深受感动。
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周恩来曾飞回延安请示工作，当周恩来乘飞机转渝时，因气候恶劣，中途曾在西安降落，未能及 时转回。邵从恩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安全，感到坐卧不安，曾嘱 其女儿邵慈云多次打电话给邓颖超询问，直到得到邓颖超电话告知，周恩来已平安抵渝，他才转忧为喜。第二天，周恩来、 邓颖超同往访邵从恩，更感到非常亲切。邵曾多次向人说：“像 周恩来那样精明能干、肝胆照人、才猷练达的人，国民党中还找不出一个，这就是共产党兴旺发达的象征。”
1947 年 2 月 27 至 28 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是年五月，参政会最末一次会议，定于 5 月 20 日在南京召开，国人皆望于此会中挽回僵局。邵从恩亦想籍此机会，尽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和平，决定前往参加，临行曾说：“此行是拚老命去争取和平。”过重庆时， 与参政员朱之洪相约：“以尸谏止两方兵，能博取政府同情，即相偕去延安，请回共产党的代表到京，共商国事。”邵从 恩于 5 月 17 日由渝飞南京。抵南京后，有人问是否将为恢 复和谈努力，邵当即回答：“恢复和谈，事极困难，将在京与各方交换意见，并研究如何努力。”并称：“目前时局严重， 和平乃大家一致希望，有一分力，当尽一分力，且所采方式，应注意理智的，而不能专凭感情。”邵抵南京后，每日奔走各方商谈，力图运用全国和平民主的力量，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5 月 25 日晚，蒋介石宴请参政会主席团全体人员，特邀请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褚辅成、邵从恩二人参加。邵借此机会面对蒋介石，大声疾呼：“战火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了！” 并慷慨激昂地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已创钜痛深，再经不起战祸了！全国期望和平，停止战争，不知主席有何 困难而必欲诉诸战争？”蒋介石对邵的质问，十分难堪，当即恶狠狠地回答说：“政府没有什么困难，关键是在共产党。” 并问邵：“你为什么只劝我不打仗，为啥不去劝共产党呢？” 蒋介石把发动内战的责任，诿卸给共产党，而且态度蛮横无礼。邵从恩极为气愤，当即面部发赤，口角颤动歪斜，顿时 晕倒。宋美龄、李璜两人急趋前扶起，送中央医院急诊，经 检查为中风，住院医疗，数日后始渐苏醒，稍能言语，但仍 不甚清晰。
邵从恩住医院期间，仍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和平。当病情稍有好转，能张目视人，即索纸笔，手书“战不停，我不乐” 六字以示子女。参政员李璜、江庸前往看望，他一见李璜即问： “和平问题怎么样了？”李答：“会场和平空气甚好”。邵又问： “贪官污吏打板子否？”李知其内心痛苦，情意迫切，只得唯唯应之。黄肃方前往探视，邵写了：“内战停否？”四个小字。黄答：“有希望了”，以安慰之。南京某报记者往访，邵以颤抖的手，写了“内战不停我不乐”七字刊登在南京和四川报纸上， 国人称之为“和平老人”。
1947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 并准备召开伪国大，撕毁各项和平民主的协议，反动气焰嚣张。邵从恩心情极为沉痛，亟欲早日离开南京回家休息。于是不顾重病在身，于是年 12 月 1 日，由南京乘专机回到成都。成都各界，对他的病况关怀备至。脑外科专家张先生、针灸专家中医叶先 生等均主动上门送诊。但他由于半身瘫痪，长期卧床，又缺乏营养，身体日益虚弱。
邵从恩于1949 年 10 月 1 日早晨 5 时，在成都方正街十七号附一号寓所逝世，终年七十九岁。在他逝世之前，家人告之，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正式成立，他异常兴奋地说：“和平有望，国家有幸，人民得福了”。他虽然未能参加开国大典，但他毕生殚精竭力，梦 寐以求的和平、民主、自由、幸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实现，他是感到欣慰的。
据张澜讲：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还保留有邵从恩的席位。据梁漱溟说：在天安门上庆祝开国大典中，周恩来曾谈及：“今天的盛典，可惜邵老不在，如他能参加，多好啊！”
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有邵从恩的单人照片。这些都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和永久的怀念。
邵从恩逝世后，成都各界人士在文殊院举行追掉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有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黄肃方、卢子鹤等。各界人士前往参加吊唁者二千余人，对他一生公正无私，廉洁 自持的风格和为国为民，奔走斡旋，为和平而牺牲的精神，以表崇敬和悼念之情。他长斋茹素，节衣俭用，自奉菲薄，从不妄取一文。卒后极为窘迫，实超出一般想象之外，竟是由亲友及门生帮助，始得棺殓。邵从恩于 1949 年 11 月 20 日，安葬于崇宁县安德铺（今属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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