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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新疆的历史来看，汉唐时期至清代，西域的经济中心，几乎是以龟兹为核心发展区域，龟兹在西域的地位一直尤为重要。
这与龟兹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有所管辖的地域有关，至少龟兹是西域历史上最大的城邦国之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从龟兹铸钱可以看出，它关系到西域的经济发展，掌握着整个西域的经济命脉，不得不说，龟兹的确是西域经济、文化、政治和商业中心。
那么龟兹的货币经济，又是怎样影响了整个西域的经济呢？我们今天就从龟兹货币经济谈谈龟兹铸钱的历史。
01、龟兹在西域所处的地位
龟兹是古代“丝绸之路”中道上的一个绿洲国家。汉初，龟兹兼及塔里木盆地北缘城郭之国的乌垒、姑墨、温宿、尉头等国，其辖地相当于现今以库车为中心南起巴楚，北至轮台的广阔区域。汉唐两代曾在这里设置军事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要地。
有些学者认为，汉唐龟兹经济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中介型经济，这是从事东西方转口贸易的经济；二是商品型经济，这是为弥补绿洲农业生产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经商活动；三是区域型经济，这是从龟兹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一种经济模式。
众所周知，中亚腹地区域辽阔，从东到西几乎越过整个亚洲中部地带的一半路程。它北倚天山，南以昆仑山为界与西藏相隔，东部的边界达到祁连山地区，西部则紧靠帕米尔高原。
在中亚腹地的天山山脉与确勒达格山、库鲁克达格山、塔里木河之间形成了一个从南到北宽约三百多公里的富庶地带，这就是古代龟兹之地。
尽管天山山脉为龟兹提供了一道连续不断的屏障，但仍不能避免北方游牧部落对南方绿洲和商道的掠夺性袭击，因为天山山脉在相隔一定距离之处都被山路、隘口所突破，成为穿越天山山脉的通道。比如，天山公路（217国道）、夏特和乌孙古道、铁门关，以及和硕县314国道出口等地，就是古代通往南疆的隘口。
这种有利的地理环境，使龟兹在东西方的经济交往中起了一种中介人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种中介型经济。也就是说，跟现在的大都市的物流中转中心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广州、西安等一样，处于西域经济社会的核心地位。
02、库车曾发掘近三万枚古钱币
2012年8月，库车市在棚户区改造施工现场挖出一万四千枚古钱币，大部分是“汉五铢”、王莽时期的“货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等。
2014年4月，库车市在老城区施工时又挖掘出了三千多枚古钱币，全部是唐代的“开元通宝”，距今有一千三百多年。
近十多年来，在古龟兹遗址中出土了近三万多枚古钱币，其中大量的汉代五铢铜钱和唐代的“开元通宝”铜钱；还有多种一面镌汉文、主面镌当地民族文字的所谓“二体钱”，甚至出土有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可见当时的货币经济是普遍流行的。
汉代的五铢钱，是通过商品交换流入新疆的，它是新疆出土的古钱币中数量最多的货币，难怪有人说：“汉代的五铢钱遍及于全疆各地的汉代遗址中，这表明当时统一货币的流通。”事实上，它已经起着当时西域各国统一货币的作用。
在龟兹地区，汉代五铢钱曾相继大量发现，最多的是在克孜尔石窟遗址中，至今在流沙中仍旧随时可以捡到。库车市的沙乌勒克遗址、苏巴什遗址等都发现过五铢钱。
另外，在龟兹地区也发现过波斯银币。1928年，黄文弼先生到南疆考古，在库车的苏巴什遗址上得到了一枚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是库思老二世（公元590年至公元628年）式样的，据夏鼐先生考证，他认为：“这是翁米亚王朝时太伯里斯坦（Tabaristan）所通行的银币，被称为‘太伯里币’（Tabaridirhams）。”
据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中记载：“出克孜尔明屋佛洞东二十里，亦狭克沟洞中，刻一大头羊，一骆驼，一黄羊，均刻在洞中石壁上。同时尚刻有民族古文字，但无壁画。疑此地为过往人士之驿站，此刻画即为过此客商所为。依南一洞中，尚刻有维文云：‘听说此洞有十二驼白银，余等四人系来掘取银锭者’，更可证明此为古驿站。”
从黄文弼考古资料里看出，古龟兹通行的货币不仅有铜钱、银币，还有银块或银锭。其实，这些银块、银锭都是来自中原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见证。
由此可见，不仅从古代物质遗存中看到古代龟兹的货币流行情况，而且还在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明。比如，《魏书·西域传》中记载：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
再如，《唐书·西域传》里记载：“龟兹……土宜麻、麦、 稻、蒲陶，出黄金。……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如《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因此可以说，古代龟兹社会的货币经济是非常发达。
03、龟兹铸钱见证历史变迁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文物调查中，阿克苏地区境内调查登录冶炼遗址五十三处，其中冶（炼）铜遗址三十六处，主要分布在库车市、拜城县，乌什县也有零星分布。
从文化堆积层判定，其冶炼遗址的年代，是从汉唐延续到清代时期。因有了龟兹冶炼，才会诞生了钱币，但铸造钱币又是官方所为，可见龟兹在西域货币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晋代的龟兹白氏王族统治时期，龟兹铸造了“龟兹小铜钱”和“汉龟二体五铢钱”，体现出龟兹在西域各城邦国中的政治、经济势力。
这两种货币，是在吸收中原货币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具有龟兹地域特色的货币，是中国汉代以来五铢称量钱制在龟兹的地域化。
毕竟，从龟兹王绛宾开始，龟兹国就开始仿效汉朝增强国力，就连王城的建筑也按照长安模式来建造，包括东汉扶持的白氏王朝也是如此，那么龟兹铸钱就成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并以此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达到西域称霸的梦想。
唐代中后期社会开始动乱，安西军民与内地失去联系，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军政费用的开支，便以唐代钱币形制为范本，在龟兹地域铸造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
比如，在库车市唐王城遗址发掘出的“钱范”，就证明了龟兹铸钱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安西军民在西域屯垦戍边的英雄壮举。
特别是清代，在库车铸钱达到了历史高潮。据历史记载，乾隆年间，阿克苏成立铸钱局铸造红钱供南疆东四城之用，乾隆认为“钱文为回民日用所必需，自应照叶尔羌例，一体鼓铸。”遂批准了大臣舒赫德的奏请。决定“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赛里木、拜城等七城所用钱文，就近在阿克苏鼓铸”。
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清政府军费开支大增，新疆几大钱局纷纷效仿内地钱局就大量铸钱，这时也就成立了库车铸钱局。
直到光绪年间，温宿、拜城、库车等地要向宝新钱局供应大量铜斤，由此推动清代新疆铸币业发展，成为新疆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
如今，阿克苏地区存在的众多冶炼遗址，在库车市老城发掘的大量古钱币，还有唐王城发掘出的钱币和钱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文物，更重要的是见证了龟兹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如果说龟兹货币是一种历史实物和符号，那么它的存在，更佐证了西域在中国中央集权制领导下积极推进了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实物依据和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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