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儒学】

唐代儒学是在与佛道二家的斗法中重新提振的。佛道两家致力于超越性的精神修行，而儒家则要将重心重新回归到人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当中来。作出这项工作的第一人是范缜，他通过否定超越性的精神存在，而将关注点拉回现实：

1、范镇认为，人的形与神是相互依存的。而神，又是人这种特殊的形的特殊功能；是活着的人这种特殊的形的特殊功能；也是独属于活着的人这种特殊的形的特殊器官（心）的特殊功能——然而，若将一切超越性精神都化归为物质性现象，那其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的富贵贫贱和生死问题都成为了自然和偶然的东西，结果道德的重要性，同时也就被随之消解了。

2、在范缜之后，是知名的文学家和儒学者韩愈。韩愈是一个有着强烈忧国情怀和责任意识的人，若是摩羯座都能有他的沉郁气概的话，倒也让我佩服。当然，他也按照摩羯座的传统思路，认为无论是从时间，影响，还是从正统性上来说，儒学都要更具备权威性。同时，他不似范缜那样抛却和否认超越性精神，而是反过来将仁义给形而上学，将其看作道统，把宇宙论的宗教信仰转化为本体论的道德理性，并认为仁义之道就是落实和体现于礼乐刑设与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就将超越性的本体和经验性的现实给结合起来。然而，由于他对权威性和仁义之道的过度抬高，使得他在人性论和修养论上采取了一种相当保守的态度：他一方面承认天命，排斥人的主观努力，并且将人的秉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将人的情感看作是源于这些性而发出的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领域，他主张一种“圣教观”：即认为唯有圣人的出现，才能使得物质生产，秩序文明得到发展。

3、李翱面对如此保守的修养论，虽然我不知道二者是否有直接联系，但比起前者来说，他为人性的可提升空间做了辩护。他认为人的本性并没有罪过，是情感的迷惑扰乱了它，圣人不会沉溺于情，而凡人则会在其中昏乱而不知。因此，他主张去情复性，达到不为见闻所蔽，不为情感所困的“诚明”境界。可以发现，在这里李翱又重新打开了韩愈借助天命和三品说而封锁起来的，人致力于超越性追求的修养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留存，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变化气质的风尚，提供了途径。

4、若说李翱是对韩愈的个人修养道路的拓宽，那么接下来的柳宗元，则是对其历史主张的修整。柳宗元是一个尊重自然主义的人，他认为元气自动，不会干预人事，因此历史的发展，并不会因为圣人的主观意愿而动，而是有其客观的成因——“势”，即人民的具体生活状态。在这一点上，认同他的还有刘禹锡，刘禹锡与柳宗元一样，同样是强调将重点从超越性精神追求拉回到现实的经世治国上来，但他们没有像范缜那样用自然色彩来同化人，使得道德都被消弭成没有意义的多余之物，也没有像韩愈李翱一般，用人之道德意志去涂抹天，使得形而上的宿命论或修养论四处泛滥——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天归天管，人做人事的中立二分态度，尤其是刘禹锡提出的“天人交相胜”说：他认为天与人二者相分，各有其能，一方面可以相互配合，另一方面，人的目的性决定了人在立法和依法行事方面，依旧胜天一筹，因此人们要建立自信，积极运用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将行事的成败一味地归咎于天。

从此时起，汉代开始成为主导的宇宙论被本体论所取代，信仰走向价值理性，各种生动和浪漫的想象也受到道德内敛的自省与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