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办寿典开支浩繁，花费不菲，而当时清廷入不敷出，面临着钱粮亏空的窘态。这些钱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就已经交代，这部分花费要么摊派给地方，要么以减免税收的方式来让两淮盐商捐款，要么从官员俸银中抽成，来路是极为“不正当”的。无论哪种方式，这部分开销少有涉及国家财政，甚至没有动用国库一分一毫。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其实，乾隆自有生财之道，除了前面所列举的种种非正当的渠道，还有套比较成熟的制度。
这套制度就是议罪银。议罪银，顾名思义以钱顶罪或者以钱减罪，官员如果犯罪了，可以视罪行的轻重来拿多少不等的银子免除一定的处罚。很多人说，这不是“罚俸”吗？其实，还真不是。“罚俸”自古有之，但凡官员有了过失，扣除一定的工资作为处罚也是惯用的手段。当然，这种过失是比较小的，“罚俸”也是比较轻的。但是到了乾隆这里，他认为“罚俸”实在是太轻了，于是法外加罚，朝廷官员无论犯什么罪过，只要上缴足够的银两便可以免受处罚。
当然，乾隆皇帝的初衷，只是加重处罚的成效，并没有将其作为生财的一种渠道。和珅当政后，极力推崇“议罪银”，并将其制度化。议罪银属于国家新制，这项制度绕开了“罚俸”要经过吏部、户部的传统，而由军机处直接负责。官员议罪银两，直接上缴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在操作上，议罪过程及数额都不公开，有很多人为操纵的空间，这也为新一轮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既然是法外加罚，议罪银的确起到了加重处罚的效果，但也为乾隆带来了意外之喜。议罪银制度实行以后，那些地方大员，或地方督抚，或盐政，或税关，反正都不差钱，难保不会有过失，于是他们开始向朝廷输送数额不少的银两。这些银两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大都进入了内务府银库，当然也有一部分被和珅等人中饱私囊。
内务府有钱了，不到一年就扭亏为盈，乾隆拍手叫好。议罪银虽然能解决乾隆皇帝的财政危机，却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议罪银的实行，一方面纵官贪污、营私；另一方面，对真正犯有过失的官员也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时间就了必然会加重新一轮的吏治腐败。对此，纪晓岚深受其害，称此举会祸国殃民，无疑于洪水猛兽。
乾隆皇帝后来也觉得不妥，并最终在纪晓岚和阿贵等人的施压下，废除了这项制度。但此时的清廷吏治已经腐败丛生，病入沉疴，留给嘉庆的只是一个表面繁荣而内在朽化的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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