馈赠

馈赠

（知青下放农村资料）

整理人/任飛宇

我叫孙忠孝，祖籍是二人转的发源地——东北，于1956年的4月11号出生在黑龙江的黑河。1958年随响应三线建设的父母来到了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我是1974年的7月份高中毕业的。在外面打了大半年的工，1975年的4月份，就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劳动再教育”地号召，前往大井乡（现已撤销乡）接受锻炼。

那天与我一同下放到大井乡的，连我一共25个公司子弟，年纪基本相仿。胸前都带着公司为我们准备的红艳艳的大红花，恋恋不舍地挥手与前来送我们的父母、亲友道别后，如鸭子翻田埂般，纷纷翻身爬上那辆公司为我们安排的、前面同样扎着一朵大红花的军绿色解放牌汽车，带着迎风扑面地腾腾青春朝气，来到了大井乡的乡人民政府。

穿过夹道热情欢迎我们的人民群众，列队站在乡政府的大院里，听完领导讲话后，我便和同伴们各自跟随前来领我们的人走了。我先到五星大队的大队部（（与灯塔村合并后为大井村）），再随早已等在那里的队长去了五星一队（合并后为大井村一组）。

到五星一队时还差几天就是我十九岁生日，正是贫下中农口中常说的“三岁牯牛十八汉，挑断扁担拉断纤”的风华正盛年龄。

“儿行千里母担忧”！临走的前几天，父母就开始为我准备一些吃的和杂七杂八的生活用品。见零零散散一大堆，父亲特意去为我买了口枣红色的大木箱来装这些东西。

坐车时没啥感觉，轮到要自己搬着这口大木箱跟着前来接我的生产队长走路去五星一队时，我看一眼脚边那只沉甸甸的枣红色大木箱头皮就有点发麻。

幸亏队长有先见之明，来时带了根扁担，这时刚好派上用场。和我将扁担一人放一头在各自的肩膀上，抬着大木箱走。

我以前从未挑过挑子，被“娇惯”了十几年的肩膀一下子变成了想偷奸耍滑的“尖膀”，一挨上扁担就疼得我龇牙咧嘴，额头黄豆大的冷汗直往外冒。我只好从右肩换左肩，又从左肩换右肩。好在当时人年轻体力好，实在受不了就用一双手托住扁担用力上举，不让扁担压在肩膀上。这么来回折腾了好几遍，原本十几分钟就能走拢的路程我硬是歇了好几次。

走拢迫不及待地扯开衣领扭头一看：我的个妈呀！两边肩膀被磨得又红又肿，都快破皮了，用手挨一下就钻心地疼。

随着到农村的时间一长，为了多挣点公分，我学着和当地社员群众一起用扁担挑秧苗、麦子、粪水和氨水等等，甚至还跑到几公里之外的河坝里去挑过烧石灰用的鹅卵石。虽然肩膀掉了几层皮，但咬牙撑过了。

听队长说，安排我住的那间房子以前是生产队用来推豆腐的。我到这里的那天，两位社员群众正在屋里忙着平七拱八翘的泥土地面，还没法住人。

正发愁这几天我住哪里时，就碰见一个我认识的知青要回城里，我便在他那屋里暂住了几天。等安排我住的那间公房（生产队集体的房子）弄好后，我便搬了进去。那间房坐落在一座泥巴墙盖小青瓦的四盒院内。那时生产队的茅草房和瓦房基本各占一半，小青瓦的房子在当时已算条件相当不错的。

这座院子原来住了六户本地的农民，现在加上我一共七户人。有意思的是，七户人居然有四户人是光棍。

院子中有两家姓袁，一户姓袁的和姓舒的是五保户；一户姓黄的是生产队保管；现在我还有点印象的是住在我隔壁的廖木匠和进门左手边的张平贵家。

张平贵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和我年纪相仿，又肯帮忙，我才来这里时，去罗江城里置办的生活用品，都是他帮忙和我一起接连跑了两天，才将锅瓦瓢盆、床和桌子、板凳、锄头、扁担等生活用品与农具置办齐全。

与我一墙之隔的廖木匠待人很和气。他家有两个儿子，老大比我小两岁，还在念高中，老二只有八、九岁。我最喜欢喊他的绰号“廖老娃”。

我当记工员后要负责算生产队每户人的工分。每个月快到月底的那几天最忙，基本都是点着煤油灯算账到晚上的十点左右。没时间煮晚饭时，便隔着墙吼一声：“廖老娃！过来帮我煮一下晚饭！”廖老娃就“咚咚咚”跑过来，帮我煮好晚饭又不声不响地离开。

到这里的第二天，我就被队长派去和队上其他四十多个社员群众一起，帮生产队修一条两米多宽、三公里左右的机耕道。见我做活路肯卖气力，不偷奸耍滑，又有文化，跟着大家一起修了三个月左右时间的机耕道，就被队长安排去当计工员。

记工员每天的活路就是跑去社员群众们做活路的田间地头点三次名，看有没有人迟到或早退。那时点名兴画叉叉、圈圈。点名时如果那人不再那里做活路，就会再他的名字下画一个叉，迟到或早退的都会打个标记，等月底算账时会扣他的工分；如果在那里的，就画个圆圈；一天三个圈圈都画圆了，就代表这一天的工分挣到手了。

当时五星一队整个生产队所有社员的工分都压得有点低。男全劳力评得最高的工分才八分（我自然是八分），女同志挣的最高工分才六分五。适合评多少工分，是全生产队的社员群众说了算。

每个月快月底的前几天，生产队的队长就会抽时间在队上吹哨子，通知大家晚上要开会评工分。于是吃过晚饭，全生产队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群众就都聚集到保管室前面的大晒坝里，等人到齐后就依次点名。点到谁的名字，就有人站出来提议：这人平时做活路不偷奸耍滑，也没迟到或早退过，可以评七分五；如果人缘较好的，就会有人站出来帮他往上加：“我觉得他评八分合适！”要是没人反对，就算通过。要是有人认为那人不值给他评的那个工分，就会在下面阴阳怪气地“咦哟”怪叫、讽刺。队长见有人反对，便提议给他重新评。

人缘不好的，给他评的工分有点过高的话，大家又都不想站出来得罪人，便都不说话。就暂时先放着，等其他人的工分都评了后再评。

与我关系较好或者我觉得那人做活路挺卖力的，我也会给他留到后面来评。那时基本已是深更半夜，大伙又累又困，都想早点回去睡觉，免得耽搁第二天出工。只要提上一两次，大部分社员就愿意点头通过了。

我除了每天要点名，生产队队长还因为我有文化，能掌握农药的比例、搭配，保管农药和打农药的事都交给了我来管。当时的1605和1059、乐果等都是剧毒农药，队长怕被人偷出去乱用，还特别叮嘱我，要我用木箱将没用完的农药锁上。

打农药表面看似简单，单单兑农药，就有很大的学问。一桶喷雾器水用那种带刻度的量杯量好多毫克？哪些农药要上午打才有效？哪些要下午打？这些都需要按照农药的浓度比例和庄稼的种类、病虫害的轻重程度来兑水配药。

那时的喷雾器有点像给自行车轮胎打气用的那种气枪形状的圆桶手动喷雾器。很多时候给麦苗治病都会用土办法，使用硫磺或者大蒜。将大蒜用石磨推碾成蒜泥，兑水用纱布过滤后，再用喷雾器喷雾。但不管是蒜泥或硫磺，就算用纱布过滤后，依然会有许多小颗粒混进去，很容易将喷雾器堵塞坏掉，经常要拿去镇上修补。

修补喷雾器的次数一多，我就尝试着去买了根用木柴火烧的那种火烧烙铁和一些材料回来，学着自己修补。

随着修补技术的逐渐熟练，我不但可以修补喷雾器，还学会了用锡焊修补搪瓷类的器具。当地的社员群众一见我会使用烙铁，就经常将家里那些漏水的搪瓷盅、搪瓷碗或者搪瓷脸盆之类的拿来让我帮忙修补。

由于我读高中时就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到这里后，我参加团队活动不但积极，还介绍了好几个年轻人入团。大队团支部书记见我活跃，便安排我担任我们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

要想调动生产队中十几位团员和大伙儿入团地积极性，就需要团里经常搞活动。搞活动得有活动经费，这笔钱该怎么弄来呢？我灵机一动，就找队长要了一大块地，拿来种些芝麻、玉米之类地拿去卖了，买了些篮球、羽毛球之类的体育用品回来。年轻人都爱跳、爱闹，一听说团里要搞什么活动，都踊跃报名，一下子入团的人员越来越多。

就这么过了一年多时间，大队民兵连的连长见我把我们生产队的团支部搞得风生水起，便邀请我加入了大队武装民兵连当民兵。

据说那时有反动派特务要炸108国道的汉桥。每到逢年过节，镇府部门都要派民兵背着苏式步枪去守桥巡逻。那时当民兵挺威风的。自我当了民兵后，每次回德阳我都一边肩上背着步枪，一边手臂上戴着印有民兵标记的袖章，这样来回一趟就能节约一块钱的火车票了。

1976或许是全国老百姓记忆最深的一年。9月9日那天下午，我刚躺下准备睡会午觉，一个朋友就跑来告诉我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一听，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你娃瞎说！当心把你抓起来！”

他一脸沉痛：“不信你自己打开收音机听听就知道了。”

我连忙打开生产队放在我这里用来在高音喇叭上安排大伙儿做活路用的三用机（收、录、扩），就听收音机的中央频段里传来压抑得让人透不过的哀乐。接着里面传来播音员沉痛的声音：我们敬爱的一代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已记不清当时自己是什么表情。只记得那天下午我整个人似被什么抽走了全身力气，浑浑噩噩把三用机抱去田坝里，放了一下午的哀乐。当时生产队上几乎所有的社员群众一听说毛主席去世的消息，都没心思再做活路，纷纷围坐在田埂上一脸悲痛地静静听着三用机里传来地沉痛哀悼声。有些妇女同志甚至当场就失声痛哭了起来。

五星一队的民风其实挺淳朴的。有段时间我没做饭，被安排到生产队里的社员们家中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那时粮食都很紧张，农村里煮干饭都先把米煮开一滚，再用筲（shao）箕滤起来，放些红薯、南瓜或者豇豆、茄子之类的蔬菜在下面，再把煮到半生不熟的大米饭倒在蔬菜上面蒸，这样能节约不少大米。

他们怕我这个城里人吃不惯蔬菜干饭，便给我一个人舀一碗最上面的白米饭，再盛些菜放在桌子上。怕我不好意思，自己一家人则躲在一边吃占多半蔬菜的菜干饭。

我搬到米亨富家住时，那时他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他父亲以前也当过生产队的队长，两人都很会为人处世。我们又谈得来，他们都将我当做自己的家人来照顾，吃住都在他们家。

那时米亨富的儿子米均才七岁多一点，很喜欢跟在我后面。我也挺喜欢那小子的，经常给他买铅笔、橡皮之类的学习用具。米均小时候很调皮，不喜欢读书，他老爸就经常揍他。一揍他他就跑来找我告状，我就劝导他，让他认真读书，将来才有出息。哪知他人小心大：“读那么多书干嘛？我爷爷是生产队队长，我爸是队长，我长大了将来也要当队长。”结果等我2001年回去的时候，他果真当了他们生产队的队长。

自我1979年回城，到再次踏上五星一队这片土地，已经时隔二十二年。我终还是放不下当年对我照顾有加的亲友，带上我老婆和两个朋友开车回了这里。

这时五星一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我当年离开时完全不同，根本找不到米亨富家原来住的地方。我按着记忆里的大致方向将车停在村口，就下车去问旁边在地里干农活的一位中年男子：“同志！请问你知道米亨富家住哪里吗？”

那人将我四下打量一翻，双眼一亮，便一把拉住我激动地叫道：“你是孙忠孝孙叔？”

见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他连忙说：“我是米均！米老大呀！”我这才认出面前这人正是米均那小子。我们四人便开车跟着去了他家。

中午吃饭时我往饭桌一看：我的妈耶！冒尖地堆了一大桌子酒菜，这简直就是迎接离家多年的亲人归来的待遇。我当场感动得眼眶泛红，鼻子有些发酸。忙别过头不让他们看见。

2019年，距离我离开这里已经四十年了，为了感谢当年这里的人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特意让米均帮忙召集大家来聚一次。还让米均帮忙找来厨师，整了七、八桌酒席答谢他们。

当时来了七、八十个当年比较熟悉的人。大伙儿都很感动，把自己家种的水果、大米、南瓜、蔬菜等等拿了小山般一大堆来，整得我整个小汽车都装不下。

自那以后，每年我都找那位卖种子的朋友搞些产量高又好吃的谷种送来。也经常带三、五个朋友回来小住几天。每次回米均家，他们全家都将我奉为上宾，让我坐在农村里只有贵宾才坐的上方。好酒好肉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专门留有房间。每次临回城时，米均家和当地农民们就让我拿各种水果、蔬菜回去。

我在五星一队只呆了短短四年，这方水土却馈赠了我一生的牵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