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开国之惑》

《近代史——开国之惑》

隋炀帝下令外来的胡人吃饭可以不付钱的事情，有点过分，但对外来胡人的优惠，一直都存在。中国的皇帝可以对自己的百姓狠，但对外来的胡人，却能怀柔就怀柔。

中国人，从来都有对自己视力之外的事情存而不论的本事，他们不来，就假装他们不存在。

所谓十三行，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广东人对这一堆商行的概称。跟“十三姨”、“十三妹”类似。

一种简单带有刺激性的食料，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出现了奇迹，鸦片的吸食，变成了仪式，变成了文化。对烟具、烟灯、烟榻、吸食仪式的讲究，以及吸食鸦片跟性的联系，与娼妓文化的衔接有关鸦片的诗文，风助火势，使得吸食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政府官员和军官，甚至士兵。中国人还给原本是毒品的鸦片，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阿芙蓉。明明是吸毒，却偏有这么多的讲究。

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前，如果外国的商船赖在那个港口不走，水师的军官，不是调动舰船将他们驱逐，而是央求通事，写信给他们的船主，求他们走人，免得危及自己的功名。因为，即使商船，好些都有武装，其火力根本不亚于中国的水师。至于鸦片走私船，更是船坚炮利，只要他们想打，中国水师未必是对手，鸦片贩子给水师一点贿赂，那是看得起他们，不想生事。

军队的无能，主要是制度的原因。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士兵都是鸦片鬼，过足了瘾，一样可以打仗。鸦片当时的问题，主要还是单纯依赖进口，造成了白银的短缺，以及毒品泛滥导致的社会问题。

在一个满人的天下里，治国平天下的事情，是皇帝的专利，满人的事情。汉人不能有大臣、贤臣；有资格做的，只是能吏和清官。所以，清朝盛产于成龙、汤斌这样的人，对自己刻薄，对别人也刻薄。缩衣节食、辛辛苦苦地为皇帝做鹰犬。

地命海心——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之好心人

中国人的战争就是这样，如果实力对比悬殊，正面打打不过，那就出奇兵，奇兵也无济于事，那就出邪兵，请神仙帮忙。

民众抵抗侵略的现象，不是没有可能，但若要成气候，必须有强有力的动员、系统的组织和坚强的核心，同时，还必须有侵略者持续性施暴的配合。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能指望民众的抵抗，最终驱逐强大的侵略者。进入一个地方的外国侵略者，只要打算长期占领，肯出面维持秩序，民众更可能的选择，是服从侵略者的秩序，而非群起而反抗。毕竟，民众是要过日子的。

这个国家，凡是丢人的事儿，都没有人喜欢提，装作没有发生，大家皆大欢喜。

英国人要的是，中国全面的开放，他们跟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关系。进而将中国这个东方的大国，拉入他们的世界体系，让中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市场。几亿中国人买他们的纺织品，这是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感觉！实现这个目标，最佳的方式，当然是和平的说服，退而求其次，能通过战争手段，让中国屈服，也比直接殖民成本要低得多。所以，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目的跟马戛尔尼使团差不多，所差的，就是赔偿烟价和战费。而在战争过程中，英军所到之处，不仅抢掠地方政府的金库，将所有能弄到的金银抢掠一空，而且不断地威胁攻城，要守军支付赎城费，从中捞钱，赚了又赚。

所谓剿，就是继续开战，抚，就是妥协，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这是天朝特有的用语，用这样的词儿说话，君臣都有面子。

从鸦片战争以来，但凡跟外国人交涉、签订条约的人，都被人骂为汉奸。但是，第一拨汉奸，却都是满人。前面有了一个琦善，然后就是伊里布和耆英。汉奸这个词儿，原本是汉人用来骂明末跟满人合作的汉人的，现在挪过来，原封不动赠给跟英国人打交道的满人亲贵。这事，让你不能不感慨世事变迁的诡异。

当年，清朝官员，尤其是外放的实权大员，一般有几样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幕僚，二是长随，三是家丁仆役。这都是官员自己聘或者买来的跟班，跟国家制度无关，却是官员上任不可或缺的人物。没了这些人，官员即使上任，也寸步难行。幕僚分刑名、钱谷和文案，分别办理诉讼顾问和相关文书整理，征收钱粮事宜，起草奏折和官员往来文书等公务。而长随则负责沟通内外，跑腿。有的时候，长随的活计由家丁仆役来办，这些人一般都跟随主人多年，所有机密，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都由家丁仆役出面。像鲍鹏和张喜这样的“家人”，实际上是长随。由人家推荐来的，也得到主人信任的长随。由于没有名分，不是师爷，所以笼统地被称为家人，也无不可。跟洋人办交涉，这是前所未有的特事，所以，非靠家人不可。其实，这些封疆大吏，即使在处理内部事务的时候，也会用家人，即长随。

张喜是天津人。天津在清末，已经是北方第一号大商埠了。英法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发现这里各地来的商品，包括来自俄罗斯的裘皮，堆积如山。这样的大商埠，盛产能人。时人给张喜做的小传说，张喜家世代出闻人，可见不是书香门第、缙绅之家，因为如果是的话，直接就点题了。所谓闻人，很可能就是混混。一个出身很可能是混混之家的人，见识多，胆子大，加上又粗通文墨，做了长随，正好赶上主人出来办理夷务，所以，就被派去见洋人，机缘凑巧，成了鸦片战争中的一个角色。

客观地说，虽说到了清朝，由于长期禁海和闭关的结果，中国的海船制造已经大幅度地退化。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那种艨艟巨舰，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艘中国兵船，建造得还是相当精巧，也相当坚固。有龙骨支撑，全船上下，没有一颗钉子，即使远涉重洋，也一点事都没有。

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保守，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内向，一部分外向，一部分有内陆性格，一部分有海洋性格，可惜，总是前者主导着中国政治。

上下水道的修建，使得城市卫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中国的城市却从中古时期有下水道的城市后退，城市的排泄物基本要靠周边的农民进城搬运。江南的一些城市状况好得多，因为农民对于肥料很看重，搬运比较及时。但是其他一些地方，则要差得多，不是直接排在河道里，就是在街上随地方便。说句良心话，当年来华的西方人，其实一百个不愿意进到中国有行政中心，有城墙的城里居住。他们宁愿选择城外，找块干净的地方自建居住区。

尽管赔款的事情，落实得比较干脆，但五口通商，却乏善可陈。除了在上海有些起色之外，其他四口，大门名开实闭。从前外贸繁盛的广州，这回连进城都成了难事。广东地方政府，借口绅民抵制，一直不肯让英国人进城，一拖十年。

清朝是个把理学当真的王朝，对皇帝来说，物质的堤防坏了，可以修补，如果精神的堤防坏了，朝廷就国将不国了。跪拜的礼仪，看起来是个小事，实际上却是关系精神堤防的大事，头等大事。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

俄国人扮演了一个骗子的角色。他们跟中国代表套磁，说是老关系，可以帮中国跟英法调停疏通。作为回报，桂良他们跟俄国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承诺对所谓两国未加勘定的边界，加以勘察。后来战端重启，俄国人假意调停，随后就先后借机掠去了清朝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费一兵一卒，就成了此次战争的最大赢家。其实，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人根本没有起到任何调停的作用，也没有从事过这样的调停。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个小小的跪拜问题，让中国吃了大亏。

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抢走的不只是皇帝的家产，还有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来的时候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这些礼物中，还有两门榴弹炮，居然原封未动扔在库房里，从来没有人想过，将它们拉出来对付一下打上门来的英国人。最后，这些英国人送给中国人的礼物，又回到了英国人手里。

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为了酬谢俄国人，把自己也没大在意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了俄国人。当年的俄国，其实还不属于西方。他们的逻辑，跟西方强国不大一样，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工业品可以输出，要的就是土地。这仅仅是开头，在以后的中俄交往中，中国损失的更多。

清代第一次的太后临朝，是拉着皇帝的叔叔一块实现的，这个叔叔，是议政王。这个头衔，前朝有先例。只是，过了没多久，心高气傲的恭亲王奕訢，就被西太后叶赫那拉氏软硬兼施地收服。人们才发现，真正厉害的角色是这个女人。晚清的大变局，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女人的主持下展开的。这一切，如果不是那一年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其实都不会发生。新皇帝的年号，原定的是祺祥，但是，政变之后，就变成了同治。恭亲王奕訢直到自己被收拾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同治，并没有他的份儿，是小皇帝和他的亲娘共同治理这个王朝。 中国王朝时代的最后一个女主，就这样来了。无论是福是祸，人们都得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