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eter写邮件，因为昨天告诉他，我已经一周没有出过门了，对此，他完全不可想象。
但是，这根本不是我的“纪录”啊！03年非典期间，看着北京每天上窜的数字，爸妈最后忍无可忍，要求我必须回昆明，——当然，我从来不是什么听话的小孩，只是那时，其实已完全是一个待业者，有心想去的媒体，和主编通过几次电话后，不及见面，这家报纸就消失了，我以某种“未参与”的角色，与中国新闻业上的一次著名事件擦身而过，而后来，因为非典，上班其实成为了一件能不做就不做的事，反正这一年，我最重要的事是，去留学。
所以，爸妈的要求，我“听话”地执行了，虽然很多北京的朋友和从医的长辈反对，因为呼吸系统的传染病最怕的就是封闭空间，但回家，似乎也是没有工作的我那时最好的选择了。去机场那天，应该是5月左右吧，我戴了口罩，太阳镜，一次性护理手套。前两天，姐他们从怒江回昆明，她拍了一路空荡荡的高速路给我看，说，你哥想起送你去机场的时候。是啊，堂哥开车送我去机场，我们从西到东横穿长安街，路过西单，天安门，王府井，……几乎空无一人；而当我拿着不多的行李走进机场大厅，我想，全北京的人都在这儿了吧，平日见人恨不得隔开几十米，而这里，所有人，一个紧贴着一个，着急地快速测过体温后去办登机手续，去奔向自己的航班，去逃离这个集纳了一切最好资源的地方。
我回到了昆明。这个在非典期间没有一例感染病例的地方。那个时候也像现在，与北京有关的一切都会被远离，虽然网络尚不是很发达，但总有渠道将信息传送出去；我理解他人的担心，所以，我将自己隔离在家，每天都是看书，练手笔字，跟爸爸妈妈说，有一日开餐厅，一定手写小楷菜单。这样的日子，整整两个月。
所以，一周算什么呢？
我想Peter并不了解武汉，所以，我告诉他，去年11月，我和朋友去了一趟武汉，那时的我们不知道，一场灾难已经在我们身后步步逼近。
回头一想，这样离开后就有大新闻发生的经历，还真心不少。15年在西欧自驾20天，几乎“跟”在我们身后，是阿姆斯特丹火车上的枪击，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爆炸，令后来身在美国的我，每看一次新闻，都要倒吸一口气；而去年——
去年，我找到了日本这个“舒适区”，年初去北海道看了人生中最美的雪，夏天又带着亲戚同事十余人浩浩荡荡从关西到关东，有老有小，一路开心。行程临近结束，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能够顺利回国：无论是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日本酒店里的电视，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不容乐观的香港，是密密麻麻坐满人的香港机场大厅，而我们，需要在香港转机，而且是跨夜转机，行前，我已经订好在香港的酒店。
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其他选择，只是，就像现在根本不可能买到口罩一样，那时坐在大阪酒店里刷机票的我们，也根本买不到从日本直飞回国的航班。
作为带队的人，我当然想过各种可能，可能的回家路。我知道从香港机场可以直接坐船到深圳；我也想如果不出机场大厅，禁区内其实是安全的；我甚至觉得，也许事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新闻那么可怕，即使走出香港机场、去到我已订好的酒店根本不是问题。
作为一个与新闻打了半辈子交道，以后估计也要继续打下去的人，瞬间明确了：继续走香港，不会有问题。虽然团队里各种长辈和同僚，但我决定了，他们也不会再多说什么，于是，一群人开开心心地去神户牛排了。哎，真是一群心大的人。
吃完牛排，也就是距离境还有半天加一个晚上，各方的信息开始告诉我，明天大阪有台风，航班能否起飞不确定。
不确定的香港都已经选择继续前行，不确定的台风还能吓到我？其他同伴都去逛街了，我和妈妈及四姨夫妻顶着越来越大的风去了大阪城，走了很多路，回到酒店倒头就睡，醒来看到同伴留言，同行者中没有和我们同一航班而是下午返回香港的一家人的航班已收到取消信息，我们的航班正常否？
没有啊！几经确认，我肯定；于是，团队中的中青年中坚力量又集中到酒店大厅开始商量对策。机场，航空公司，订票平台，没有一个电话打得通。但是，其他人不可能不走，虽然，我们也不确定，第二天早上，我们的航班能不能飞出日本。
我们当然飞出来了，连晚点一分钟都没有，据说那天，有70多个航班取消。抵达香港时，机场禁令已发，本以为要“见证历史”的我们，穿过空荡荡的机场大厅，打上出租车，半个多小时后，来到我订在梅窝的海边度假村，依计划，小朋友游泳，大人补觉，晚上也是早就订好的夜光烧烤。同伴说，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宁静的香港。
第二天从梅窝去香港机场，再从香港回昆明，已经没有悬念，唯一的小插曲是同伴把手机忘在了出租车上，联系酒店前台后，不到半小时，就取回了手机。
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香港，从04年我从英国回国、第一次落地香港中转，后来，我已经数不清我去过多少次香港了，红磡的跨年演唱会，新年的龙脊行山，Irene的婚礼，……这一次，也许我无法去探究那些问题的根源，但后来跟所有人说起，我都会说，我知道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
航班降落昆明，没有晚点，甚至提前了十多分钟。我跟妈妈说，时至此时，我才真正放了心。
我们也曾讨论过很多次，我们几乎每年都在世界旅行，几乎都没有碰到过什么特别危险的事件，为什么？
我们觉得是我们的谨慎。我也曾一个人跟着向导在下着暴雨的尼泊尔的原始森林里徒步，但后来飞飞跟我说，如果她在，她要么陪我走下去，要么坚决不允许我继续往前。
我从来不觉得我们天生幸运，我们只是在不断的行走间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人，也在逐渐学习着用他人的方式和思维来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强求一定要去看什么、做什么，我们愿意去听一听或者去包容那些可能被你视之的“敌意”和不解，我们愿意尊重别人的规则，我们也相信，沟通与善意可以化解很多很多的所谓“文化阻隔”。
我告诉Peter，我很享受禁足于家的生活，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现在，我学着搭一个自己的网站，然后发现，原来继续写博客人还有那么多，——当然，这个我没有告诉他）；我喜欢通过邮件告诉他中国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中国的温州小商贩们是如何通过订单了解美国大选的走势，也告诉他我对灾难的理解，我不愤懑，我也不包庇，我知道，即使如他这样做过记者、又在大学里做老师的人，太不了解中国，但我更知道，我与他之间，从最早的因各自的教养而保持的礼貌在一点点变成真正的亲近和理解。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一直幸运，但我想，我们会努力去让自己多一些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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